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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诫他不要糟踏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分钱，都是
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
二十岁的青年教师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贺的老师，她怕小同贺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每
天放学后把同贺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
油。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着看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
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
把正在休息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着我们笑。
幼儿园的老师们把照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
接班人的负担啊！他们成长起来了
这些感受，我都写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咱们的五个孩子》这篇报道里
了，在这几年中我又访问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都来看过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过不多久，
毛主席就让中央办公厅回信，勉励他们珍惜幸福的童年，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准备将
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委托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派车把他
们兄妹五人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欢迎外国朋友及外国儿童的宴会。宴会快
结束时，邓颖超同志又一次来到他们面前，郑重地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
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这五个孤儿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成长。现在大哥同山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姐
姐同庆是北京市起重机器厂的技术员，妹妹同贺是北京市科技局的法文翻译，小弟同义去年
高中毕业，到北京郊区通县插队，老三同来现在解放军中担任排长工作。
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在前进，“咱们的五个孩子”也在成长。
颂“一团火”
张秉贵同志和我斜签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背后的电风扇，发出有节奏的细响，扇
起了满屋的凉风。我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抬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张秉贵同志，他也正
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在望着我，仿佛我问一句，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他是要以他心中
的一团火，通过我，传递给各条战线上的全国各族人民，使得大家都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火炬，浩浩荡荡地以最高速度，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阔道路上迅跑。
我想写张秉贵同志的先进事迹，不是从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期间开始的，那已是
去年年底的事了。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里的年轻人，就让我写点报告文学，并指定我写
张秉贵同志。我看了张秉贵同志自己写的《为革命站柜台》和当时《北京日报》上的几篇记
者和评论员的文章，都觉得极其感人。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了张
秉贵同志的座位，休息的时间，我就去约他和我谈谈。当然，那时间很短，而且我也不便拿
出本子来，做采访的工作。他和我谈的话，都跟他自己写的和记者写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
记住了一句，就是他说他解放前曾在北京东城大华电影院旁边的德昌厚食品店当过售货员。
那时我正在日本，而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却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就是新开路。德昌厚食品店
就在新开路胡同西口的大街上。这时我猛然忆起，在今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我的儿女们在
餐桌上热烈地谈着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一面笑
着对我说：“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
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张师傅对我们可亲
啦……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还说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
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他们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他写过
信，怕耽误了他的宝贵的时间。
这一次，我就托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
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
火！我感到使我们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的这一团火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推倒了压在人
们心上的旧社会的万丈冰山，人们心中的这一团热爱新社会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这道
理，没有比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死生流转过来的人，更透彻其中的了！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
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
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
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
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
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四。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
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
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那时我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我从
七岁就出去拣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鸟的，说出名字来您也不会写！我们每天就
是吃那些野菜。我们还靠一位‘老朋友’，就是一位邻居老太太，卖白薯的，她每天把卖剩
下的白薯和白薯须子给我们吃。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
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
的人才干的‘贱职’啊，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
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带一块贴饼子在身边。我也不肯多拿，
家里还不够吃呢！有一次我把这块贵重的贴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
丢了！晚上回来，母亲问我‘一块贴饼子够不够？’当我低着头告诉她我把饼丢了的时候，
她就哭了。她不但心疼这块饼，她也心疼我呵！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
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投奔在天津的舅舅，给这个作
坊送了一个又大又轻的‘蒲包’，就算是送礼吧，其实他也买不起什么‘重礼’，这蒲包里
只是一两斤的‘排叉儿’——就是一种油炸的面片。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
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随手一抹就
是一摊血。天气暖一点到地上睡吧，一下雨，门前就是一条河！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
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
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上崇文门外金聚织布厂去当学徒。到了第二个年底，我学会织简单的
白布了。照规矩，这工厂从旧历腊月二十六到新年正月初五，是放十天假的。我们学徒们还
说放了假要到天桥去逛逛呢，没想到就在二十五这天夜里，工厂着火了！从机器房跑过来，
我猛然想起要进屋去抢铺盖，那门已经拉不开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
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
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
钟头！
“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这工厂是在二、八月才需要人，到了冬、
夏天就‘散’人，因为那时节
生意萧条，布卖不出去。要不说‘资本家吃徒弟’呢！我想我已经长大了点，不如找个
‘买卖地’，免得老失业。十七岁上，我就去找在延寿寺裕兴烟卷公司当伙计的哥哥介绍我
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
“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
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本来在我耳中听着他的话，笔下记着他的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有向我涌来的一阵阵的海
潮音。这海潮音里有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也有张师傅自己讲过的话，还有那些青年人的来信
里的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的话。二十多年来，他腰板挺直地以新社会主人翁、人民的售货员
的身份，站了革命的柜台，接待了近二百万个顾客。他以充满着热烈亲切的阶级感情的言语
和行动，使得顾客们一进商店就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工作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