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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栏目中，几乎都有从《少年文艺》选出来的作品。这成就是和编辑同志和作家同志们的
努力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谨向这块园地上的辛劳的园丁们，致以无限的敬意。
《少年文艺》十年来一直遵循着以培养少年读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丰富他们各方面
的知识的编辑方针。它给少年儿童们供应了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表现新中
国儿童的精神面貌以及其他对少年儿童有益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引导儿童们热爱
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时刻准备着以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为自己光辉美丽的国家，付
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艺是教育少年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已经
有了《少年文艺》这一块良好的园地，让我们大家来努力继续把这一块园地种好，让它为我
们的接班人多生产出优质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快快地发育成长，健壮活泼、勇敢乐观地走
上他们神圣的岗位！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６３年第６期。）在火车上
双辫的乘务员，带着我穿过好几节坐满乘客的车厢，直到一节软席卧车的一个房间门
口，微微地笑说：“您暂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还要同乘客说些什么，
看见这位客人正向车窗外不住地挥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卧铺靠近门边的一角，坐了下来，一面从手提包掏出手绢，擦着额上的
汗，一面观察这个房间：在相对的两个卧铺上，都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系着各
式各样的旅馆和轮船的标签。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
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直到火车走出站台，他才慢慢地缩进
车来，又慢慢地放下纱窗，慢慢地坐下，抬起头来看见我，仿佛很感到意外。我连忙笑着向
他解释：“对不起，我因为有点急事，临时买票上的车，软席座位没有了，乘务员把我带到
这房间里暂坐一下。好在不到一个钟头，我就下车……”他茫然地点头笑说：“没关系，请
坐，欢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里，仿佛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扰乱他的情绪，便拿出手
提包里的一本杂志，自己低头看起来。
这位客人显然十分兴奋，他先打开一把黑折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来把摆在我座位旁
边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
他呆坐着望了一会窗外，又回过头来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书，笑着望着他。他似
乎十分高兴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
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
神气。他笑说：“我是从印尼回来探亲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
我笑说：“听得懂，您说得不错，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说：
“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晋江。我的口音里带出福建腔来了吧？”
我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赶紧站起来，和我握手，还不住地
摇着，脸上发出欢乐的光，“这样，你会说福建话了？”他回过身去，按了铃，又从衬衣袋
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辞说不会，他自己便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了，和
我滔滔不绝地说起福建话来。
“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依谦，世代是种田的。
你知道我们那边靠海，风沙大得很，冬天一夜的大风，一阵一阵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没
平了。大风过后，我们就得一担一担地从地里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种。种田的人真是苦极
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场大风沙，把我们那个二十三户的村子，完全填没了。我的
父亲就是那时死去的。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弟兄逃了出来。我二哥卖了壮丁，我就跟了几个
同村的人下了南洋。临走那一天，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祖宗灵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里
放了一包故乡的沙土。母亲哭着说：‘到那边有了活路就捎回信来吧……’我大哥却咬着牙
说：‘这个鬼地方，你不回来也罢。有了立脚地，有了钱，你寄点钱回来治治沙吧，我是要
死守在这里的！’”
乘务员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位客人笑着向她说：“请拿点啤酒和汽水来吧，我请这位乡
亲喝两杯。”乘务员答应着，又向我点头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说：“我心里就像刀剜的一样，但是，正像母亲说的，出去闯一闯总比饿死在家
里强一些……我跟着乡人，辗转到了雅加达，先是挑一副货郎担，到各乡村里卖些杂货，慢
慢地攒了一点钱……”他笑了，搔了搔头，“我在印尼结了婚，我的家里——国内称呼爱人
吧？——也是中国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们有了八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八岁
了……”
我问：“他们都在印尼吧？”他说：“不，我的大女儿雪莲，她在北京上学。我这次回
国，就是来看她的。”这时他的脸上忽然放出异样的欢乐的光彩，我们的谈话显然进入了他
兴奋情绪的中心！乘务员正好端着啤酒汽水和两个杯子进来。他自己站起来开了啤酒，倒了
两杯，又举起沙沙作响的杯子，对我说：“让我们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我们的祖国真是
太伟大了！”他几口把酒喝干，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嘴，又点上一支烟，说：“这得从我女
儿说起，不，还是从我说起吧。
“解放前，我不敢回来，你恐怕也懂得，我们那边，土匪多，官比土匪更厉害。华侨就
是摇钱树，不管你钱多钱少，看见我们回家就眼红，必然重重地敲诈一番才罢。等到故乡解
放了，母亲又不断来信，说新中国这样好，那样好，又说大哥做了村干部，二哥也回来了，
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学校，读了书……叫我一定要回来看一看，我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们那
边有几拨儿人回来过，回去都说好的了不得，我才大着胆子回来了。一进国门，真是万象更
新。到得故乡一看——”他拍一下大腿，“嗬，说起真像进入天堂一样，绿油油地一望没有
边，茫茫白沙都不见了。你猜怎样，他们栽了几十道木麻黄的防风林，挡了风，聚了土。土
地是一年比一年多，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这一带防风林，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棵，你说
不是农业社，人民公社，光凭我们村里一二百人的力量办得到吗？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进城
去见我们的父母官，更是出我意外，原来他也是农民出身！谈起地里活来，他比我还内行，
怪不得他会把地方治理得那么好，他原是我们自己的人嘛！
“从故乡我又到北京去观光。这一路和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高兴得使我落了无数次的
泪！谢天谢地，我们祖国居然也有了今日！回到印尼去，和同乡朋友们足足兴奋地谈了几天
几夜。那时我的大女儿雪莲才有十二岁，她正从华侨小学毕业，听我说得高兴，她就一心一
意地想回祖国来升学。她母亲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家，一下子走得这么远，有点舍不得，她的
外祖父母，更是直摇头。但是我说，我小时候是闯出南洋来的，那时真是前途茫茫，如今她
是回到光明的祖国去，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们父女两个兴高采烈，只有她母亲和外祖父母
是哭着送她上船的。
“雪莲和她的同学们到了北京不久，都分别进了学校，每一封信来，都是欢天喜地谈到
学校里家庭般温暖的生活，谈到党和国家对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母亲才放了心，她的外
祖父母还说雪莲这孩子好强，就是想家难过，她也是不肯说的。前几年听说国内闹旱灾，物
资供应困难，她外祖母就偷偷地不断给雪莲寄钱，让她买滋补的东西吃，后来就简直寄些包
裹，什么鱼肝油、可可、奶粉……几乎天天跑邮局。不料雪莲来信，和外祖母生了一场气，
说是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婆婆若是尽着寄东西，我以后就永远不给她写信了。雪莲是我们的
头生女儿，她一有弟弟，外祖母就把她揽了过去，把雪莲娇惯得什么似的，既怕风吹，又怕
日晒，恨不得拿玻璃罩把雪莲罩起来，供在床头上才好！她对雪莲又是千依百顺，因此雪莲
一吓唬她，她也不敢再寄东西了，可心里总是嘀咕着。她说雪莲那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如今肯吃大锅饭，自己洗衣服，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翻来覆去地看雪莲的来信，字迹分明是
雪莲的，说的话可就像长大了十年。她偷偷地对我爱人说，莫不是别人念的叫雪莲写的吧？
我爱人笑说，雪莲那脾气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牛不吃水强按头’，她才不会叫人摆布
呢！
“今年是雪莲高中毕业的日子，我的岳母可有了借口了，其实也不止我岳母，就是我们
夫妇俩，也想借这机会，给她带回点东西……”他笑指着两边卧铺上的那些手提箱说：“这
里面都是我们给她带来的东西，凡是我们办得到的，都替她买了。谁知道……”
他摇了摇头，笑了，用几乎是虔敬的眼光注视着我：“你猜我万里迢迢，给她带了这么
许多她从前所喜爱的东西，大箱小匣地送到她学校里去。她却一句高兴的话都没有，让我全
部带回旅馆来了。她自己也跟我回来，坐在我床上，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她
不但说我不应该给她买这么多用不着的东西，还劝我以后也不要给她的弟弟妹妹们买那些多
余的东西。她的话又简单又正确，句句打进我的心里，真没有想到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