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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地出现的场面：如孩子们搞运输劳动大滚轮胎的一段；家长会议上，少先队敲着鼓、打着
旗、整队入场朗诵的一段；在小工厂的车间里，孩子们流着汗满面笑容地在做种种生产劳动
的几段；还有最后在满载着钉箱的大车上，孩子们把自己劳动的成果——木制玩具，收音
机，耙子等纷纷地往车上堆放，作为送给农业社的小弟弟妹妹、敬老院里的老爷爷奶奶们的
礼物的时候，观众是如同下乡劳动的金大宝的父亲一样，流下激动的眼泪，感谢党“把孩子
们培养得太好了！”
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国际儿童节，上映这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影片，是十分适时
的，这不但启发了儿童们要立志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对于那些有
着轻视劳动、娇惯孩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家长们，和在课本上教导劳动而在实践上对党的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着抵触的教师们，都是一个震动人心的活生生的教育。
强盗的逻辑
据说，天地间有这样的逻辑：
“只因为你们的土地太广大了，所以我们要来占领，居住。”
“只因为你们的江河太多太长了，所以我们的轮船要来自由航行。”
“只因为你们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来开采，运走。”
“只因为你们的人民大众多了，所以我们要来绑走抢走，去替我们劳役。”
“只因为你们的文物古董太充斥了，所以我们要来洗掠。”
“只因为你们太……所以我们要……”
“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这是我们的责任，神圣的责任，文明人的负担！”
这是流氓的逻辑，恶棍的逻辑，强盗的逻辑！
帝国主义集团，在亚洲，在非训，在拉丁美洲，应用了几百年这种无法无天的逻辑。他
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奴役我们，做尽了罪大恶
极的坏事，他们坦然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对于无力还击的人民
本来他们是连“理由”也不必说的，只有到了听见质问和谴责的正义声音的时候，他们才
“行若无事”地提出他们所惯用的强盗逻辑。
受压迫受剥削的亿万人民，是不会容许强盗的行为长久做下去的。地球上兴起了社会主
义阵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
入。强盗们使不出他们明火执仗的惯技，他们就改使偷偷摸摸的鼠窃办法。
五月一日，一架美国强盗的Ｕ—２军用侦察机，侵入苏联的领空，人赃俱全地被苏联捕
获了。在赫赫如山的罪证之下，这些美国强盗狼狈万分地面对着全世界正义人民的怒目，他
们在撒尽了掩饰、推托、欺骗的漫天大谎之后，居然又无耻地用了他们所惯用的逻辑，说：
“只因为你们过分地保密，所以我们要采取正当的国防措施”，“正因为你们把自己的社会
关闭得很紧，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意思说：我们就只好非法地来偷窃！
强盗的逻辑，是“左之右之，无不宜之”的。如果说“慢藏诲盗”，“慎”藏也会“海
盗”！反正是“黄金动盗心”，只因你有黄金，而保存得很好，我抢不到就只好来偷。这都
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道理。听了这些无耻的、旷古奇闻的道理，有了还击的力量的人民，
忿怒之余，会发出鄙夷的大笑的！
强盗的道理就是武力。但是，我们忍气吞声的日子，已经老早过去了！随他们“长不出
象牙”的狗嘴里再说出什么样的话，只要我们一抓住了血淋淋的贼手，我们就打！我们不但
打这个行窃的小贼，还要打分赃的窝主，更要打那些坐在贼巢里派遣喽罗出来劫掠偷窃的贼
头们！用心血浇花的园丁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沈校长，极其亲切而尊敬地，把一位身材魁梧、面容温蔼而沉毅的
中年人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我们的王企贤老师。”
我高兴得微微地吃了一惊。
我翻过王企贤老师去年在北京市宣武区文教群英会上的发言稿，那篇动人的发言，上半
段是他自己辛酸的回忆。从一九二七年起，他在北洋军阀时期，敌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
派重掌政权时期，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严霜烈日的“穷教书匠”的生活，把他折磨得从
“有过非凡的抱负，和远大的志愿”，“少小曾学击剑歌”的人，一变而为“谨守饭碗的老
夫子”，整天整夜是“仰天长叹，孤灯对愁”……我心里想，这些年的潦倒穷愁，在这位老
师的身体形容上，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吧！但是到了我和他会面的时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位
“老夫子”，而是一位身体健康、精神奕奕的、誓“把后半生的心血浇洒在祖国的花朵上”
的老教师。我从心底歌颂我们亲爱的党的伟大！我们的党，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王老师，
而且给了他一副新的健康奋发的身体和精神，使他能以革命的人生观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把他数十年的丰富的教学经验，溶化糅和在这股炽热的思想感情里，为培养共产主义的
接班人，“为党的事业，为实现美好的未来而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我和王老师谈了将近三个钟头的话，我时时都在设想：假如我是一个小学生，我一定爱
上王老师的语文课。他的谈话是那样的诚恳而沉稳，却又那样的活泼而生动，一双深沉的眼
睛里不时发出兴奋的带着幽默的光辉，这三十一年的教学生活中，他以这样的光辉，不知映
照了多少热情倾听的孩子呵！
王老师原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在地主高利贷的重担高压之下，万分勉强地在师范学
校毕了业，但是当时一毕了业，生活重担就要压在自己头上，寻找职业又是一个极其困难的
问题，因此“同学们都在默默地整理行装，在应该话别的时节，各个人都是愁眉苦脸地相对
无言，整个斋舍充满了忧郁的气氛”。这种普遍的穷愁的情景，是今天兴高采烈、恨不得立
时飞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实现各人的雄心大志的毕业生们，永远想象不到的！
王老师回家去了，他从鬓发斑白的老父亲的颤抖的手里，接过老人家从地主那里、以月
息三分的高利借来的十块钱，满心忧忡地想：“今天我拿走这十块钱，我什么时候能还人
家？
万一此去找不到职业，而只身回来的时候，我将以何面目再见老父？”但除了咬紧牙
关，挑起这副生活担子之外，再无别路，他只好背起一肩行李，走入黑暗的北京城。
结果是很容易想到的，他受尽了白眼，碰遍了钉子，一个没有富亲贵友的穷师范生，要
想找到职业，真是比登天还难，同学们都劝他回家，但是一想起白发苍苍的老父的悲苦渴望
的眼光，和地主的残忍狡猾鄙夷的嘴脸，他又没有回去的勇气。他用“五个铜板，度过一
天”的办法，挨到一个寒冷的冬天，才在府学胡同小学找到了一个科任教员的位置，于是这
位初出茅庐的“穷师范生”，不是羽扇纶巾地去“大展奇才”，而是“上身一件破旧夹袍，
下身一条白单裤”地唱了一出“单衣上任”，他那种单寒穷酸的样儿，使得传达室的工友，
都不肯给他通报。
这以后的日子，王老师谈起来，就情不自禁地陷入辛酸的回忆里：在最艰难的敌伪统治
时期，他在实验小学任教之外，还担任着两处家馆，并在东单的汇文学校兼两堂课，他的午
餐是书包里藏着几块捏不起来的杂面的烙饼，为了怕人看见，就躲到东单的操场上背人咽了
下去！王老师谈到这里，勉强地笑了一笑：“我的身体还算支撑得住，可是长期挨饿和营养
不良，逼使我的老父，我的妻子儿女，在贫困疾病中相继死亡，到了解放前夕，我一家七口
人，只剩下我和我的大儿子了！”这时他凝视着手里摇摇欲坠的烟灰，这些枯瘦痛苦的亲人
的苍白的脸，又一个一个地映入他的眼帘，其中最镂心刻骨的，是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个深
夜，患着严重肺病、卧床不起的女孩子，体温直线上升，咯血不止，在他顿足捶胸，“没钱
只好等死”的忧愤如焚之中，外面还传来特务和保甲长的凶暴的逐户查人的砸门声音……眼
前的世界，真像无底的黑暗深渊一样，人们再也活不下去了。
正在这四顾茫茫，走投无路的时候，北京解放了，王老师抬头看见了天！阴霾四散的晴
空之下，他惊喜地注视着进城的每一面旗帜和每一个共产党人，他发现他的周围渐渐地而又
突然地改变了……垃圾清除了，地道挖通了，道路展宽了，恶霸镇压了，遍地开始了蓬蓬勃
勃的建设，这时他也开始热爱这个改变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的暑假，他去越南给
华侨教师们介绍教学经验，他的爱人突患急性肠结核症，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同志，在肃反运
动的高潮之中，仍然赶来抢救，到他从越南回来的时候，爱人已经恢复健康。这时，王老师
对于党的感激，真是深入腠理！“如果没有党对人民教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恐怕免不了再
经历一次家庭的惨变。”由此他又想假如能早解放几年，他的那几个孩子，也不会过早地结
束了青春的生命。他发了“悔不晚生三十年”的感慨之余，深切地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人和人的关系，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同志间血肉相连的关系。王老师立志改掉自己长
时间以来，对工作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从前所谓的“尽其在我”是“管教不管会”的另一
种说法，“对得起良心”是雇佣观点和雇佣作风的掩饰词。这些观点和作风，是以社会主义
旁观者的姿态，来就课文讲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