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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
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
“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腊
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前去
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
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
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
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
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
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
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做“变色黄”
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
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
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
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
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
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
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
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
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
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
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
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
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
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
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
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
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
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
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
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
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
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
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
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
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
“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
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
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
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
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
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
长工。
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
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
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
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
“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
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
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
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
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
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
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
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
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
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
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
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
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
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
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
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
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
“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
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赞》。）河南的曲剧
在全国百花齐放的地方剧种之中，有一种菊花似地幽雅宜人的，是河南的曲剧。
去年三月，我在郑州的一夜，有个“曲剧”的晚会。我不知道曲剧是什么，以为是我听
过的河南坠子那种的说唱，也因为有点不适，正想不去赴会在舍休息，一位当地的朋友竭力
劝我，说曲剧是比较新的河南剧种，好听得很，一定要去见识一下。我去听了，果然很好，
以后凡有曲剧的晚会，我都去听。
对于戏剧，我是个外行，唱做和音乐的流派，我都没有研究。我喜欢的是曲剧的唱腔很
幽雅，伴奏的乐器有筝、笙、坠子、二胡等，钅从铮抑扬，十分悦耳。那夜看的我记得有一
出《赶脚》，是小型歌舞喜剧，演的是现代农村故事，对话和身段都活泼明快，很像我小时
候在山东农村看的新年过会时节，农民自演的那种小喜剧。后来我找个机会，去访问他们的
剧团，从李金波团长的谈话里，我高兴地知道这个可爱的剧种，果然是从农村发源的。
李团长说：曲剧是民歌搬上舞台的，它的前身是农民在冬闲时节传统娱乐的“高跷”。
伴奏的乐器主要的本来只有坠子，去了高跷，搬上舞台以后才加上筝、笙等其他的乐器。曲
剧的好处是音调幽雅，吐字清楚，唱的牌子如《满江红》、《银纽丝》，多半都是古调，但
是它能够生动地传出悲愤和欢悦的情绪，甚为农民所喜爱。一九二七年以后，农民为生活所
迫，就由冬闲扮演变成了职业演员，那时的舞台，也只是桌子搭的，我们自己背着行装，在
农村中巡回演出，搭起桌子，立刻上台。剧目多是反映农民反封建反旧式婚姻的故事，国民
党头子刘茂恩因为农民爱听，就借口说曲剧演的都是有伤风化的爱情故事，下令取缔。这时
我们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敌伪时期，我们是靠着演剧，到处逃难，直到河南解放了，才得
到生机。
不用说，曲剧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爱护和支持。李团长谈到这里，
是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