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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1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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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完全不同。学写旧文学的,就是小孩子也往往写很悲哀的滥调。因为他们总看大人写的

悲感的文章。他们以为不写悲调,就不是好文章。

“绿阴深处静焚檀,潇飒松风绕指寒,太息知音今有几,高山流水莫轻弹。”这是我九

岁时作的。题目是《鼓琴》。我想弹琴是应该在松荫底下安静的地方焚上香。《高山流水》

是很古的调,设想是没有多少知音的。其实那时我不但没有学琴,不知《高山流水》的调

子,连“知音”两字也不大明白,重要的是把“平仄”和“韵”作对了。此外关于琴的典故

摆了一堆。整个儿是一个滥调的好例子。

今人写旧文章,和现代的生活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挑灯”,从前是用油灯,

写信时才有挑灯的话。现在是用电灯,没有“灯芯”可挑。坐船叫“挂帆”。这是从前没有

汽船时代的事。生气而走的时候叫“拂袖”。可是现在衣服的袖子很窄,根本不能“拂”。

父母死的时候说“苫块昏迷”。现在丧中没有在地下睡的风俗。结婚的时候说“洞房华

烛”,“华烛”现在根本就少有,洞房也多半就在旅馆里。这些典故用起来等于笑话,近年

来已没有多少人用了!旧文学落到滥调的地步。甚至是有名的作者。如杜甫,陆放翁他们的

作品中也不能免。现在我手里有陆放翁的诗,取个例子看一看:

“暮雪乌奴停醉帽,秋风白帝放归船。”

“丁年汉使殊方老,子夜吴歌昨梦难。”“乌奴”是山名,“白帝”是城名,“乌”和

“白”是对起来的。”“奴”和“帝”也是对起来的。“丁年”是老年。“子夜”是夜半。

“丁”和“子”都是“干支”的名字。“汉”和“吴”都是地名。只看这些好像对的很

巧妙,其实意思一点也不深。

又如中国诗人里写情有名的是李义山。他有一首《锦瑟》的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律句很

好,不过内容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到了清末,旧诗的末流,流行到“诗钟”,“诗钟”

只是两句对子。完全是为练习排对的技巧的。比方题目是两个字“河”和“八”要隐藏起

来:

“留守三呼兵急渡,武侯六出阵遗图”,头一句是兵队匆忙的渡过了河,底下藏的是

“河”字。第二句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后,留下八阵图。所以“八”字被藏起来的。这样中

国的文学落到极滥极坏的时候,就起了革命。这和政治到了极坏的时候发生革命是一样的。

新文学的产生

我到日本,感到日本朝野的人士,对于中国文学的关心,到现在还大半在旧文学上,而

不是关于新文学。中国最近五十年乃至二十年间,发生的各种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文学

运动。在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标语。一个是提倡“活的文学”,一个是提倡“人的

文学”。中国的旧文学是以死的文字来写的。所以不能表现活的思想。从前的文学,是非人

的文学,所以不能发挥人性。关于这个,陈独秀先生提出三大主义。一个是“打倒贵族文

学,建设国民文学”,第二是“打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第三是“打倒山林文学,

建设社会文学”。贵族文学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的,诗人谄媚“独天”——天子——的文

学。古典文学就是“文妖”,所写的像妖怪似的文学。山林文学是跟社会隔绝的文学。所以

都要打倒,而建设新的国民,写实,社会的文学。

胡适先生又提倡“八事”:

第一是“须言之有物”。说话的时候,背后一定要有东西。

“思想”与“感情”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这个,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所以无论写什么,必得有背后的思想。

第二是“不摹仿古人”。古人的思想感情,跟现代人的不同,所以摹仿古人的,就是没

有个人的思想。比方今人作篇“登楼”赋,用了魏朝王粲的情感就是不对的。你自己登了近

代的楼,就应该写你高楼上所看见的所感到的近代的一切。

第三是“须讲文法”。中国的文学里,不合近代文法的很多。所以最先要研究文法。比

方杜甫的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按着文法改一改,就应该是:

“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那么为什么作了这种诗呢?那是完全只顾平

仄,而注重形式,所以忽略了文法。

第四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中国文人在没有病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呻吟的人很多。表

示不必要的悲哀,是没有意义的。比方“伤老”、“悲秋”这种诗题的内容读起来,好像是

五六十岁的老人作的。其实乃是二十岁左右的人的作品。自己没有思想感情,而借用古人的

思想感情,作出来的,就非常无聊浅薄。比方:

“红粉飘零,卿须怜我,青衫泪湿,我更怜卿”,这种诗是中国公子少爷的大学生们给

歌女作的。说“青衫”也没有穿青色之上衣。说“泪湿”也没有流泪,他们以为这样才是风

流。是最可鄙可笑的。

第五是“务去滥调套语”。滥调套语,是抄袭别人的思想感情,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不会

活泼。比方描写美丽的妇人,一律的用“杏眼桃腮”,“柳腰樱口”,仿佛古来的美人,长

的都一模一样,没有一点个性!描写风景,也是如此,非常容易作,而一点意思都没有。

第六是“不用典”。这就是说不用典故。上次我提过王勃的《滕王阁序》用了好些典

故,去了典故,所剩的,好的不过有几句(在这里“典”并不是说譬喻)。而且写旧文章的

时候,用古的文字,容易有误会事实的危险。从前有一位我父亲的朋友,长期没有事做,托

我父亲找事,其中有一句:“秋月春风,等闲度过”,父亲看了就笑起来,因为他典故用的

不对。白乐天的《琵琶行》有: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是描写一个妓女生活的一首诗。这位先生拿来

比拟自己,所以令人发笑。外国人用中国的文字,也要相当注意。比方我到日本以后,人称

我为“女流作家”。“女流”两个字,在中国,并不是尊重的说法。只用“女作家”三字就

可以了。还有到日本来的人,日本人常说“来朝”,中国人所说的“来朝”,是来“朝

见”,“朝贡”的意思。跟政治有“关系”的。游历,或不是来“朝见”或“朝贡”的,不

应该说“来朝”。

第七是“不讲对仗”。这是不作对句的意思。为了对句的工整,所以感情有太勉强的地

方。到了极点,会发生极可笑的笑话。比方有人作诗:

“舍弟江南殁,家兄寒北亡”。引起许多人对他同情。其实也只有弟弟死在江南。不过

为了对仗,就叫他哥哥也死在塞北。

第八是“不避俗语俗字”。这是说不必避通俗的文字和语言。文言的文学里,没有白话

的好。因为文言体,都避去俗语俗字,可是白话都不避这些。

“夜梦不祥,开门大吉”。用普通的话写了出来,意思很明白,有人看着觉得太通俗,

都改了文言:

“宵寐匪祯,辟扎洪麻”。人们看了都不明白。这是实在的故事。

胡适先生又把这八事缩小为四个。第一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想要说什么,然后

说什么。第二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比方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写

信时用“久违兰范,时切驰思”。反觉得落套,不如写“好久不见了,想念得很”。第三是

“要说我自己的话,不要说别人的话”。用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话来表示,不要套用别人的

成语。

第四是“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某一时代的人,应该用本时代的话。比方

我们是民国三十六七年人,所以不应该用春秋战国时代的话,坐飞机到日本来,不应该说

“挂帆东下”。在电灯下打毛衣,也不要说“挑灯夜绣”。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新文学并不

是突然发生的。《礼记》有一句: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必及乎其身。”就是说生在现今的时代,而要回到

古代之道,灾害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中国的古典有“五经”,“四书”。到司马迁之《史

记》,班固之《汉书》,经过了一次革命。一直到唐宋韩愈等又革了一次命。这么就有了唐

诗宋词。从唐诗到宋词变化之间,出现了介乎诗词之间的,如李白之三五七言: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复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三字两句,五字两句,七字两句,合起来的。李白完全用新的法子,作了一首诗,整个是很

自然的写法。学词的人都知道李白的《忆秦娥》。就是诗之最后,词之最先。从诗到词之

间,还有“小令”等,是个短的体裁,如《十六字令》。——日本的俳句也是十六个字的—

—如:

“寻,帘外分明,坠玉簪,笼灯觅,休待落花深。”从诗到词,白话加进了不少。上回

说的李清照的《声声慢》,就多半是白话。到了元曲,几乎完全是白话。白话用的越来越

多。

明清间有好多杰作小说,都是用白话写的。比方《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

史》,《镜花缘》都是白话的。因为白话不但描写方便,而且述说道理也方便。宋朝学者的

语录,是用白话写的。僧侣的语录也是用白话写的,都是写哲学学理上的意见的。这些语

录,小说的普及,一般的影响了新文学运动,替新文学预备了道路。在文学革命以前,也有

若干的例外,但是普通一般学校私塾,都实行文言的教育。政令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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