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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我的学生
Ｓ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祖国来。她的祖
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
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陪着她的祖父谈
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
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
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
说，他说：‘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她是说：‘是的，是的，夏
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至于国文，要
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
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
吧，一切拜托了！”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好，只是国文仍
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
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
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
都是用纯粹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里写
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
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来看我。现在她
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
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
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
女友出去？”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你
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
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
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
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
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
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
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
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
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
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
馆界的人们，吃饭，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她的祖父非常高
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
说：“你看Ｓ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
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
的男朋友很多，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
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Ｐ先生宣布订婚，Ｐ就是她的同班，学地质土壤的。
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Ｐ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
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Ｓ恋爱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Ｓ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弟兄，去拜访他
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饮食服用，更不必说。Ｓ是地道
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亲常常笑对Ｓ说：
“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Ｐ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
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
低头举箸。倒是Ｓ常来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
比较的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
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Ｐ的印象非常
之好，常常对我说：“Ｐ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Ｓ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
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Ｐ家走走。那时Ｓ已是三个孩子的母
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
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Ｓ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
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Ｐ也只笑了笑，
说：
“×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
看。”从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
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
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
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
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Ｓ是
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
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Ｐ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
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Ｐ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
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
去，替我喂马。
Ｓ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Ｓ一
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
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Ｓ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
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
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Ｓ补着袜子，Ｐ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Ｓ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
屋，就是Ｐ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
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Ｐ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
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
‘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
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Ｐ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
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
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
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
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
“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Ｐ的书室里，这
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
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
着，我想起北平的“澳州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
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的云南的海蓝的
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