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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亲爱的,请你阻止我!
二十三因为我在北方长大,能吃大葱大蒜,所以希望对方虽不与我同嗜,至少也不厌恶
这种气味。
二十四因为我喜听音乐,所以希望对方不在音乐会场内,高声谈笑或睡觉。
二十五因为我喜欢生物,所以希望对方不反对我养狗或养鸽。
二十六……
一个朋友把我叫住了。说:“你曾笑你那位死去的朋友,提出了二十六个择偶的条件,
如今你竟快要打破他的纪录了。”我说我的条件实和他的不同,都是就我已有的本钱来讨代
价,并不曾作过分的要求,纵不能抛玉引玉,也还是抛砖引砖,条件再多些谅也无妨。而且
我注意的只是嗜好与习惯上的小节,至于她的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
遇而安,不加苛求的。另一个朋友说,“嗜好习惯太相同了,反无互相吸引之力,生活在一
起没有兴趣。而且像你这样的斤斤于小节,只有让你自己再变成为一个女人,来配你自己
吧。”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
后收入《关于女人》。)我的母亲
谈到女人,第一个涌上我的心头的,就是我的母亲,因在我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对我
失望的女人。
在我以前,我有两个哥哥,都是生下几天就夭折的,算命的对她说:“太太,你的命里
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在她怀我的时
候,她总希望是一个女儿。她喜欢头生的是一个姑娘,会帮妈妈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
担忧愁。不料生下我来,又是一个儿子。在合家欢腾之中,母亲只是默然的躺在床上。祖父
同我的姑母说:“三嫂真怪,生个儿子还不高兴!”
母亲究竟是母亲,她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爱我,只是常常念道:“你是儿子兼女儿的,你
应当有女儿的好处才行。”我生后三天,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算命的还一口咬定这是
女孩的命,叹息着说:“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作翰林。”
母亲也常常拿我取笑说:“如今你是一个男子,就应当真作个翰林了。”幸而我是生在
科举久废的新时代,否则,以我的才具而论,哪有三元及第荣宗耀祖的把握呢?
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这使母亲更加失望。然而这三个弟弟倒是个个留
住了。当她抱怨那个算命的不灵的时候,我们总笑着说,我们是“无花果”,不必开花而即
累累结实的。
母亲对于我的第二个失望,就是我总不想娶亲。直至去世时为止,她总认为我的一切,
都能使她满意,所差的就是我竟没有替她娶回一位,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妇。其实,关于
这点,我更比她着急,只是时运不济,没有法子。在此情形之下,我只有竭力鼓励我的弟弟
们先我而娶,替他们介绍“朋友”,造就机会。结果,我的二弟,在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时
就结了婚。母亲跟前,居然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不久又看见了一个孙女的诞生,于是
她才相当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我的三个弟弟都已结过婚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似乎都很快乐。我的三个弟妇,
对于我这老兄,也都极其关切与恭敬。只有我的二弟妇常常笑着同我说:“大哥,我们做了
你的替死鬼,你看在这兵荒马乱米珠薪桂的年头,我们这五个女孩子怎么办?你要代替我们
养一两个才行。”她怜惜的抚摩着那些黑如鸦羽的小头。她哪里舍得给我养呢!那五个女孩
子围在我的膝头,一齐抬首的时候,明艳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红玫瑰花。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飘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
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
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阑干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
我。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
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
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
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
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
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
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
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
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
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
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
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
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
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
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
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
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
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
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
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
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
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
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
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
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
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
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
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
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
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
……”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
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
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
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
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
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
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
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
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
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
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
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
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
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