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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
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
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
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
《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
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
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
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
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
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
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
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
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
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
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
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
《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
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光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
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
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
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
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的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
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
（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
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光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的爱了诗。同时对于
小说的热情，稍微的淡了下去。
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
做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做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
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的已都看过，便把
小说无形中丢开了。
辛亥革命起，我们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书房里，满屋满架的书，引得
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边，成了个最得宠的孙儿。但是小孩子终是小孩子，我有生以来，第
一次和姊妹们接触。（我们大家庭里，连中表，有十来个姊妹。）
这调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惊异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烛光灯
影，使我觉得走入古人的诗中！玩的时候多，看书的时候便少。此外因为我又进了几个月的
学校，——福州女师——开始接触了种种的浅近的科学，我的注意范围，无形中又加广了。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全家又跟着父亲到北京来。这一年中没有正式读书。我的生
活，是：弟弟们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看杂志。如母亲定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
类。
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我才开始知道“词”，于是又开始看各种的词。等到弟弟们
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
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
啼间作。
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
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一九一四年的
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底又浅；同时
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竞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
小说，如《虞初志》之类）。
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
学。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
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
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
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
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
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
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
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
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
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
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
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
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
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
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
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
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
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
《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
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
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
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
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
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
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
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
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
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记者
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
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
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
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
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
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