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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讲义，上课，拿薪水——就作这些事。”
“你的性格真的还没有改。”
“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么，我仍然是从前的我，所不同的只是多长几根胡子罢了。”
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脸，便笑着说：
“你把胡子留起来倒不错。”
“为什么？”
“更尊严一点。”
“不过，一留起胡子便不能讲恋爱了，中国的女人是只喜欢小白脸的。”
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带点滑稽的问：
“你不是反对恋爱的么？”
“我并不想恋爱——对于恋爱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主张：恋爱多麻烦！尤其是结果是生儿子，更没有趣味！”说了便问他的朋友：“你呢？”
“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们同志中，我想恋爱的观念是更其解放的。”
“在理论方面是不错的。然而在实际上，为了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谁也不能是最理想的。”
“我觉得男女都是独身好——因为独身比同居自由得多。”
但他的朋友不继续谈恋爱问题，只问他编讲义和上课之后还作些什么事，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地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公主坟。
“都不去。”
“未必一个人老呆在屋子里？”
“没有事的时候，”这是带着深思的笑意说：“我常常到西城去。”
“为什么？”
“到一个朋友那里闲谈。”
“是谁？”
叶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诉他，说他在三个月以前，在人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戏剧中的主人公，就是在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她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但又十分细致。她的聪明是惊人的，却不表现在过分的动作上。她有一种使人看见她便不想就和她分离的力量。她给人的刺激是美感的。她对于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当的认识。她很喜欢文学，她并且对于艺术也很了解。她常常批评法国人的文学太轻浮了，不如德国的沉毅和俄国的有力。可惜她只懂得英文。她常常说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书，她必定更喜欢俄国的作品。她有一句极其有趣的比喻：人应该把未来主义当作父亲，和文学亲嘴。她的确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如果看见她，听了她的谈话——只管所谈的是一件顶琐碎顶不重要的事，而不想到她是一个不凡的女人是没有的。她能够使初见面的人不知为什么缘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
他的朋友忽然开玩笑的样子打断他的话：
“那末你的恋爱观念要动摇了。”
“不会的，”他郑重的说：“她给我的印象完全不是女人的印象。我只觉得她是一种典型。我除了表示惊讶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我并且——”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他不愿意任何人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爱人，所以他对于她的丈夫——帝国大学的法律博士，目下党国的要人，市政府的重要角色——就是那个曾称呼他“拜伦”的徐大齐先生表示了反感。
他攻讦的说：“他不配了解她，因为他从前只知道‘根据法律第几条’，现在也不过多懂了一点‘三民主义’，他在会场中念‘遗嘱’是特别大声的。”
他的朋友带点笑意地听着他说，在心里却觉得他未免太崇拜这个女人了。
这时马车已穿过了一道厚厚的红墙，并且拐了弯，从一道石桥转到河沿上，一直顺着一排光着枝的柳树跑去。许多黑影和小小黯清的街灯从车篷边晃着过去，有时北风带着残雪打到车篷上发响，并且特别明亮的一个桃形的电灯也浮鸥似的一闪就往后去了。叶平便忙伸出头来去向车夫说：
“到了。那里——”
车夫便立刻收紧了缰带，马车便退走了两步，在一个朱红漆大门口，在一盏印着“大明公寓”的电灯下，停住了。
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里去。
“这公寓很阔。”
“并且，”他微笑着回答：“我的房间比从前的寝室也‘贵族’多了。”
三
一清早，徐大齐先生到市政府开会议去了，到十二点半钟还不曾回来，素裳女士便一人吃了午饭。在餐桌边，她不自觉的又觉得寂寞起来。她觉得在一间如此高大的餐厅里，在如此多样的菜肴前，只一个人吃着饭真是太孤单而且太贵族了。于是她的那一种近来才有的感想便接着发生了。近来，在餐桌边的寂寞中，她常常感觉得吃饭真是一件讨厌的事。真的，如果人不必吃饭那是怎样地快乐。她认为既然人必需吃饭，那末便应该有点趣味，至少不变成日常的苦恼功课。如果人只是为肚子需要东西才吃饭，这实在太无味，太苦，太机械了。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吃饭，几几乎和壁炉中添上煤块的意义没有两样的。因此她近来减食了，她一拿上筷子就有点厌烦。她差不多一眼也不看那桌上排满的各样菜，只是赶忙地扒了半碗饭就走开了。甚至于因为这样的吃饭竟使她感着长久的不快活，所以她离开了餐桌之后还在想：
“多末腻人阿，那每餐必备的红烧蹄膀！”
这时候她是斜身地躺在她的床上，手腕压着两个鸭绒枕头，眼睛发呆地看着杏黄色的墙上，因了吃饭的缘故而联想了许多的事情。她开始很理性地分析她对于吃饭生着反感的缘因，然，而这分析的结果却使她有点伤感了。她觉得徐大齐离开她的辰光实在太多了。他常常从早上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躺在床上打鼾。他真的有这样多的公务？他不应该为她的寂寞而拒绝一些应酬？他总是一天到晚的忙。真的，他想念着她的辰光简直少极了，他差不多把整个的心思和时间都耗费在他的句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上。他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爱情看做不怎么重要了。……但是她又想着如果她不是住在这阔气的洋楼中，如果她是眼务于社会的事业上，如果她的时间是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和发生了这种种浅薄的感想。于是她微微叹息的想着：
“我应该有一点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
然而她一想妇女在这社会中的生活地位，便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全部的女人还靠着男人而度过了一生的。并且就是在托福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中，所谓妇女运动得了优越的结果，也不过在许多官僚中添上女官僚罢了。或者在男同志中选上一个很好的丈夫便放弃了工作的。似乎女人全不想这社会的各种责任是也应该负在自己的肩上，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领导而干着妇女运动的。然而中国的女人不仍然遗传着根性的懦弱，虚荣，懒惰么？女人在社会失去各种生活的地位，从女人自己来看，是应该自己负责的。因此她自己想：“除了当教员……”想着她又觉得这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躲避的职业。于是她想她在这社会上的意义也和其他的女人一样等于零了。她不禁的有点愤慨起来。但不久她觉得这些空空的感想是无用的。于是为平静起见，便顺手拿了一本小说《马丹波娃利》。
这一本福罗倍尔的名著，在三年前她曾经看过的，但是她好象从前是忽略了许多，所以她便用心的看了起来。
当她看完了这本书，静静地思索了，她便非常遗憾这法国的一个出色的文豪却写出如此一个女人。这马丹波娃利，实在并不是一个能使人敬重甚至于能使人同情的，因为这女人除了羡慕富华生活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并且所需要的恋爱也只是为满足虚荣的欲望而且发展到变态的了。虽然福罗倍尔并不对于她表示同情，但也没有加以攻击，因此她非常怀疑这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权威的作家为什么要耗费二十多万字写出这么一个医生的妻子。于是她认为在这本《马丹波娃利》书中，福罗倍尔的文字精致和描写深入的艺术是成功，但在文学的创造上他是完全失败了，所以他只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不能成为这人类中一个永恒不朽的领导着人生的伟人。因此他想到了许多欧洲的名著，而这些名盛一时的作家所写出的女人差不多都是极其平凡而且使人轻视和厌恶的，一直至于法郎士的心目中的女人也不能超过德海司的典型。于是她觉得，如果她也写小说，如果她小说中有一个女主人公，她一定把这女人写成非常了不起，非常能使人尊重和敬爱的……
她想着，她觉得很有创造出一个不凡女人的勇气。末了，她从床上起来，忽然在一面纤尘不染的衣镜中，看见她自己的脸上发着因思想兴奋的一种鲜红，她用手心摸了一下，那皮肤有点烧热了。
她喝了一杯白开水，坐到挨近一盆蜡梅的大椅上，继续地想着她的创作，她完全沉思了。
但她刚刚想好了一个还不十分妥贴的题目，她的旧同学沈晓芝便一下推开门，气色蓬勃地进来了。
“我算定你在家。”她嚷着，一面把骆驼毛的领子翻下去，脱了手套。
素裳在一眼中，看出她的这一个同学今天一定遇了可喜的事，否则她不会如此发疯似的快活，因为她平素为人是非常稳重的，她甚至于因为恐怕生小孩子便不敢和她的爱人同居。
“你一定又接了两封情书。”
“别开玩笑。”沈晓芝正经地笑着说：“他今天没有来信：我也不要他来信。”
“又闹些什么？”
“他近来的信写得肉麻死了。”
素裳对于这一个同学的中庸主义的恋爱是很反对的，她常常都在进着忠告，主张既然恋爱着便应该懂得恋爱的味，纵然是苦味也应当尝一尝，否则便不必恋爱。如果两个人相好，又为了怕生小孩子的缘故而分离着，这是反乎本能的。然而她的同学却没有这种勇气，虽然觉得每天两个人跑来跑去是很麻烦的。所以素裳这时又向她说：
“一同居便不会写信了。”
但是沈晓芝不回答，只笑着，并且重新兴奋地大声说：
“我们看美术展览会去！”
“在那里？”
“中山公园。去不去？我是特别来邀你的！”
“去，”她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