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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这道禅，三毛参了一辈子。从自恋的陈平，到白开水一样的三毛，最后，她参悟的结果，是用一条丝袜了结生命。
三毛真是解脱了么？三毛真的从迷惘、忧郁变得豁达、洒脱了么？以其之淡然、淡泊、淡定之心气，尚不能摆脱生死之困扰？她，真如自己所说，自荷西死后，即已坦对生死？
我不相信。海明威吞枪时，他的心中肯定只有绝望，因为他已经丧失了青春的能力。尼采发疯时，他甚至无力继续思维，因为生命已被挥霍一空。在平庸和死去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而三毛，万水千山走遍，滚滚红尘经过，她也同样回到了宿命的终点。
如果她不是压抑，那她就是绝望。在１９９１年的那个凌晨，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个人主义者，一位理想主义者，用最安静的方式，告别尘世。
所谓淡定，只是一种她和我们的幻象。就像少年陈平的“珍妮”。
“你们为什么纪念三毛？”面对质问，我讷讷仍不能言。
三毛，一个我所热爱和景仰的女子，一个万水千山、红尘滚滚的女子，一个压抑绝望而又健康不羁的女子，一个生活在现实而非艺术中、生活在平和而非革命中的女子，今天，我们纪念如斯。
挥不去的三毛
作者：落樱缤纷（10/21/1999）
初三那年我基本是读着三毛的书度过的。那时候学校里的男孩子都在看金庸，女孩子看琼瑶，也有那种小本的外国名著可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三毛并不太出名的一本书—《背影》，书里面写的是如何包各种各样美丽的饺子，如何从破烂里寻出宝贝，如何和人讨价还价，甚至如何独自一人在家中度过一个寂寞的周末，还有红轮子的纯白溜冰鞋和枣红色的脚踏车…这些琐碎的美丽让我着迷。
这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三毛在书中描绘的惨淡经历和少年心事，正和我当时的境遇和心情不谋而合，我看着这个爱书的有自闭症的小孩变成一个朋友遍天下的快乐的人，感到振奋和战栗，仿佛看到自己的未来将不象我以前预期的那样暗淡无光了，因为我还可以象那样长大，然后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我还兴奋地想，这可能正是我现在显得不合时宜、落落寡欢的原因之一呢……
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象小时候一样不合时宜，而且是一个完全的普通人，混在人群之中，象年少时一样常常会生出自卑的感觉。三毛的文字救不了我，同样救不了她自己，但是那些简单的文字、简单的对白，至今看来仍是那么可爱，如果是梦的话这也是一个可爱的梦呢，你可以在夜里读它，然后追忆青涩少年，然后作一个同样可爱的梦……好多好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小孩子是不是还读得懂三毛呢？
附：稻草人手记的序言
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去休息吧！”
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的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来偷食呢！”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的守着麦田。
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的飞了回来，毫不害怕的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的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说完了，麻雀张狂的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的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三毛的寂寞
作者：梅疾愚（09/14/1999）
几年前，“流浪”的三毛衔着梦中的橄榄枝飞向远方，她所动情描写的撒哈拉沙漠成为一道永远的风景。一个女作家死了，或者说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工厂”倒闭了，广大的消费者（读者）只能在她的已往的“产品”中回忆曾经有过的激动和梦想。但这些对三毛来说已经足够了，一个作家还能做一些什么呢？一个死去的女作家因为几篇小说和散文与活着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与历史发生了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慰藉，她还会有更大的奢求吗？她还希望这个世界给她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有答案了，乘鹤西去的三毛已无暇回头一望，更无言说的可能。但倘若她能够知道“身后事”；能看到她用来自缢而死的带子变成了出版商手里金灿灿的票子，她以往的私生活成为大小报纸抢手的“小道”消息，不知会作何感想。她也许会麻木地一笑了之，那笑容里有些凄然和无可奈何，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出版商的欺诈和虚伪；她也许会鄙夷地漠视芸芸众生，为他们的无知感到可怜而又好笑。总之，她不会去争辩，这种正常人的基本能力在她生前便已经丧失了，否则她不会以那样一种方式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可以武断地说，三毛生前是寂寞的，尽管她在世界上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像她死后仍然被传媒“爆炒”一样，功利的人们围着她会使她更为寂寞。当我看到今天还有人以“商业文化”的方式对待三毛时，我总能感到三毛那略带忧怨的目光在逼视着我们，逼视着我们这些自诩为文人或喜欢文学的人，那目光常会使我们如芒在背。
其实我本人并不是一个“三毛迷”，虽然在大学读书时也曾经读过她的一些作品。我之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篇短文，只是缘于最近看到几条关于她过去生活的一些言论（至于这些言论的内容的真实性对本文并不重要），我想借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作家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
前一段时间，南方的一家报纸神秘兮兮地刊发了一条“独家新闻”，说有一个人（自称是三毛的朋友）专程到撒哈拉沙漠去证实三毛书中所写的生活，结果根本没有看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世界。后来他又千里迢迢到荷西的母亲家，了解到荷西的母亲及妹妹根本就不喜欢三毛，甚至对他们的婚事也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三毛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又说三毛与荷西的爱情并不美好，甚至是感情不和，是她过分夸张了两个人的爱情。并由此下结论说，三毛一直过着虚伪的生活，她欺骗了读者。
就是这样一个类似“小道消息”的东西，接连被几家报刊纷纷转载，一时炒得沸沸扬扬。不知是它真是具有新闻价值，还是这些报刊在消闲在的名义下，只能用关于名人的闲言碎语来满足某些读者的无聊？总之，三毛又一次成为“关注”的对象。天真善良的三毛生前也许没能感受到当今商业文化的拙劣，她太专注于诗意的生活，而大众传媒又极力把她“包装”成一个理想化的“明星”，从而使她落入一个圈套，以致于在死后也无法挣脱。这也正是商业文化的一个庸俗的策略。它首先不失时机地选择对象，然后将其制造成一个“明星”，使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然后再对这个“名星”进行全面的榨取，使他们别无选择地在为大众活着的假象下，让传媒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报刊的文化交流功能日益减弱，它可以随时出卖那些被它曾经捧上天的人。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种商业文化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俗不可耐的看客——关注别人的（尤其是名人的）隐私，善于散布流言蜚语，浑身上下一股小市民习气，从而使文学的读者的本义彻底丧失。缺少真正读者的时代也很难造就伟大的作家，成熟的读者群会像细雨对蘑菇一样滋润着作家的生长（而所谓的批评家正是这个读者群的代表）。读者应该是作家的精神与情感的交流对象，也是作家的社会价值的体现者，并不是作家世俗生活的“围观者”。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不仅象征着出现一批好作家，还意味着拥有一个成熟的读者群。而商业文化在一步步使作家和读者分离，使作家处于寂寞甚至尴尬状态。
远去的三毛若在天有灵，一定处于一种寂寞与尴尬之中。
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应该有两个三毛，一个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女作家，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女人，我们之所以知道三毛，是因为她的作品，她为我们提供的美好的精神世界。换一句话说，是她的文学作品使我们和她发生了关系，我们认同了她所描写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在评价她时，首先是从文学的角度，应该是对她作品的文学水准的确认。至于作为一个生活中女人的三毛，与我们并无太大干系。所以，三毛的婆婆是否喜欢她以及她是否有美好的爱情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对她的尊敬并不因为她是一个孝顺的儿媳抑或模范妻子，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喜欢或认同她这个会写作的女人的作品。一个作家对我们读者来说，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苛求她的生活琐事，就像对一个厨师，只要能做出可口的佳肴就够了，何必非要求他会掌鞋呢？
当然，为了全面地认识一个作家，或者为了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了解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也是必要的，对一个评论家来说，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客观地分析作家的生活与其作品的关系，从而发现其作品的优长和不足，是文学批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能因为作家一些生活观念而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更不能因为她生活的琐事而贬损她的文学成就。按照一个道德家或政治家的标准，无论如何也很难发现一个作家的价值，因为视角不对。作家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世界又有哪个人是完美无缺的呢？托尔斯泰年轻时放荡无为；巴尔扎克一生为金钱写作，甚至结婚的原则就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加一个女人”。但是托尔斯秦后来写出了让人灵魂提升的《复活》，老巴尔扎克完成了对守财奴和金钱进行批判的经典之作《高老头》，谁如果因为他们的某一行为或观念而否定他们在世界文学的地位，那可能是荒唐得令人喷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