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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要律师，我一定要律师。”他气了，反问我：“你怎么不去房间里抱了枕头哭，你吵得我不能工作。”“我要律师！”他奇怪的问我：“你有律师在英国？”我说：“有，给我打电话。”他说：“对不起，没有电话。”我也气了：“这是什么？瞎子！”我指着他桌上三架电话问他，他笑呵呵的说：“那不是你用的，小心点，不要叫我瞎子。”
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哭笑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了，反过来想，哭是没有用的。事到如今，只有努力镇静自己往好处去想，跟拘留所吵没有用的，要申辩也是移民局的事。不如回房去躺一下吧。回房一看，地下有点脏，又出去东张西望，那个警官气疯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找什么？”我说：“找扫把想扫扫地。”他说：“小姐，你倒很自在呵，你以前坐过牢没有？”
本人坏念头一向比谁都多，要我杀人放火倒是实在不敢，是个标准的胆小鬼。
人生几度坐监牢
他说：“来来，我被你吵得头昏脑胀，我也不想工作了，来煮咖啡喝吧！”于是我去找杯子，他去煮咖啡，我说：“请多放些水！”他说：“为什么？”我也不回答他，就放了一大排杯子，每一个房间都去叫门：“出来，出来，老板请喝咖啡啊！”
房间内很多人出来了，都是男的，有很多种国籍，神情十分沮丧委缩，大家都愣愣的看着我。警官一看我把人都叫出来了，口里说着：“唉唉，你是什么魔鬼呵！我头都痛得要裂开了。”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中国女孩来过？”他说：“有，人家跟你不同，人家静静的在房内哭着，你怎么不去哭啊？”（怎么不哭？怎么不哭？怎么不哭？太讨厌了！）
我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告诉他：“我不会哭，这种小事情值得一哭么？”反过来想想，这种经历真是求也求不来的，人生几度夕阳红——人生几度坐监牢呵！
看看表，班机时间已过，我说要去休息了，玛丽亚说：“你可以换这件衣服睡觉，舒服些。”我一看是一件制服一样的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
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
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
听听外面客厅里，有“玩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玩皮豹过街”的电视。（玩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么？”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他们呆呆的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
复仇者
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
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
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的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
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的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
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真像疯人院
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
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的大厦内每个房间看看有些什么玩意儿。
总之，什么事都做完了，移民局的电话还不来。玛丽亚看我无聊透了，她说：“你要不要画图？”我一听很高兴，她给了我一张纸，一盒蜡笔，我开始东涂西涂起来——天啊，真像疯人院。画好了一张很像卢奥笔调的哭脸，我看了一下，想撕掉，玛丽亚说：“不要撕，我在收集你们的画，拿去给心理医生分析在这儿的人的心情。”（倒是想得出来啊，现成的试验品。我说疯人院，果然不错。）
我说我送你一张好的，于是我将侄儿荣荣画的一张大力水手送给拘留所，贴在门上。
开仗了
这样搞到下午六点，我像是住了三千五百年了，电话响了，那个大老板警官说：“陈小姐，你再去机场，移民局要你，手提包不许带。”我空手出去，又上了警车，回到机场大厦内，我被领到一个小房间去。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我坐在桌子前面，玛丽亚坐在门边。早晨那个小胡子移民官又来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又搞什么花样，我对他打了招呼。
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我的资料，已经被打字打成一小本了，我不禁心里暗自佩服他们办事的认真，同时又觉他们太笨，真是多此一举。这个小胡子穿着淡紫红色的衬衫，灰色条子宽领带，外面一件灰色的外套，十分时髦神气，他站着，也叫我站起来，他说：“陈小姐，现在请听我们移民局对你的判决。”
当时，我紧张到极点，也突然狂怒起来，我说：“我不站起来，你也请坐下。我拒绝你讲话，你们不给我律师，我自己辩护，不经过这个程序，我不听，我不走，我一辈子住在你们扣留所里。”我看他愣住了，玛丽亚一直轻轻的在对我摇头，因为我说话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