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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这是九月初十的事,7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严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尽是太平军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两孤城,以及宁波、绍兴两府。其时宁、绍为浙江全省的饷源,此两府不失,王有龄犹可紧守待援,不幸地,太平军毕竟渡过钱塘江,攻向南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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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干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特旨赐谥“愍烈”;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皇帝不差饿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强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驾驭蒋益沣这种悍将的能力,所以已奏调,等他到达,接替一部分防务,再让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规复苏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国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无法抽调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及避难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苏士绅,则亦如王有龄一样,苦苦乞援于安庆大营。但曾国藩始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受无以为助。
(第一章完)
第二章
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信修睦。”《吕氏春秋》中又有发挥。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哲学体系。,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矛盾的特殊性又称“矛盾的个性”。每一矛盾及矛盾方面,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