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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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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

当然,要稳住长江上游,克复安庆,必先控制整个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国荃围安庆,派多隆阿攻桐城,并请胡林翼经营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统鲍超的霆军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队总计一万人,移镇祁门,接替江西巡抚张萧,主持皖南军务。

其时江浙两会的官军,奔走不暇,为李秀成摆布得团团转,薛焕、王有龄则都寄望于曾国藩,而主张不同。王有龄巴望援军,薛焕则希望曾军能直捣“天京”,则太平军“回顾根本”,压力便可减轻。这些意见不但诉之于曾国藩,亦上达于朝廷,那时文宗在热河,恭亲王留守在京,肃顺与恭亲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办法,只是将薛焕、王有龄的原奏,照样转给曾国藩而已。

曾国藩当时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责张芾,奏折中说:“徽宁两处防军,历年取用浙饷,约计千万,浙中恃为长城。

本省别无防守之师,一旦藩篱尽撤,任贼长驱,杭人惨遭浩劫,张萧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辽阔,处处与江浙毗连,一片逆氛,几无完土,惟系臣兼辖地方,自应力筹兼顾。断不能更顾浙江。”另外有一道奏折,则更说得老实:“臣由皖南进兵,以急援宁国,急攻广德为要,力不能兼顾,则以专救宁国为要。”

又说:“徽宁等属,一片贼氛,皖南不安,臣军且有岌岌不保之势,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规复苏常?目下兵力未齐,上不能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不能慰苏人云霓之望,寸心负疚。

惶悚无地。”话说到这样子,江苏、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过,曾国藩亦不是全置江浙于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缓不济急——曾国藩的打算是让左宗棠独当一面,另练一军,专负援浙江之任。其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奏请以左宗棠随同入川,曾国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虚,人心惊恐”的理由,请留骆秉章于湖南,命左宗棠兼程赴皖,“合两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苏。”朝旨虽准如所请,但左宗棠领兵五千,要由江西一路打过来,不是三两个月可以办到的事,所以“救浙以攻苏”这句话,亦如画饼。

***

在曾国藩立脚未定之时,太平军已经展开了5路进兵安庆的计划,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由李秀成从“天京”出发,经皖南,西入赣鄂,进攻南岸,直取武昌。

第二路、由陈玉成自皖北西引入鄂,进攻北岸,直取汉口、汉阳。此两路为大箝形攻势。期以下一年春天会师武汉,夺取三镇,则下游安庆之围必解。

第三路、由杨辅清会同黄文金、李远继一军沿南岸趋赣北。

第四路、由李世贤经徽州进入赣东。此两路可以牵制南岸湘军。

第五路、由刘官方、赖文鸿、古隆贤,继续围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牵制其麾下各军,当然最好乘机消灭。同时,李秀成又行文安庆守将张朝爵、叶芸来等竭力死守。等各路进兵成功,则安庆不救而自救。湘军如不撤退,回救湖北及祁门大营,将被一网打尽。综计五路军队,多的十余万,少亦八九万。全部动员,总在五十万人以上,超过湘军十倍,所以曾国藩的处境,实在也很困难,不能说他坐视江浙危殆而不救。

其中攻祁门大黄的主将是李世贤,由浙西统兵四万余人,助攻宁国,曾国藩所部张运兰一军,受阻于旌德,于是宁国府以援绝而失守,戴罪图功的提督周天受殉职,其时距曾国藩立大营于祁门,不过10天的功夫。

接着徽州也失守了。这是曾国藩一生师友交游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大憾事。但平情而论,曾国藩亦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徽州失守的责任,全属李元度。当时李元度是回湖南平江募勇,自成一军,在宁国府失陷之前,到达祁门。李元度原任浙江温处道,曾国藩特请调补为皖南道,预备让他主持皖南的军务,所以等他带着平江的人马一到,随即派他接办徽州的防务。此时立足未稳,曾国藩一再告诫,惟当坚守,但李元度急于见功,不遵调度,出城接仗,屡战屡败,李世贤由绩溪猛扑,平江新募之勇,抵挡不住,竟致徽州失守。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下落不明,曾国藩驰奏以后,并奉到文宗的温谕:“李元度谋勇兼优,战功屡著,此次挫败,深为可惜。人才难得,着该大臣迅速查明下落具奏。”结果不待查明,李元度自己出现在祁门大营。

曾国藩对他异常失望。这不仅因为丧师失地,还夹有感情上的复杂因素——李元度本是举人,当曾国藩办团练时,他在贵州当学官,平生喜欢谈兵说剑,此时便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函,畅论戎机。曾国藩得信大为欣赏,招入幕府。咸丰五年,曾军奉旨移军江西,命李元度回湖南平江原籍,招募了三千人屯湖口,第二年移兵抚州,后来又移到张天师的老家贵溪,协助沈葆桢防守广信府,而三千子弟兵,却只剩下七百了。

咸丰七年,太平军两万攻玉山,而李元度便以七百人迎敌,烧断了浮桥,敌人无法渡河,由上游浅处涉水而过,包围玉山。

李元度回城拒守,被敌军连续不断地攻了两昼夜,他在城头亲自督战,左颊还中了子弹,负伤不退。而敌军忽然罢攻,仔细查察,发现地面下有杂声,知道又在挖地道了。于是,相准了地方,先挖一条壕沟等着。地道挖通,太平军恰好自投罗网,亟亟退去,而李元度已按下伏兵,以寡击众,打了极漂亮的一仗,广信府转危为安,也就因为这场战功,得由知府以道员记名,并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满州话“勇士”之义,此后又以应援浙之功,放了实缺,是浙江温处道,但浙江的官却一直未到浙江效力,为此,浙江前后两任巡抚罗遵殿、王有龄对曾国藩颇有怨言。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期望甚殷,而且有意助他成大功、立大业,首先奏调他为皖南道,皖南道本名徽宁池太广道,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就当过这个官,是有名的一个道缺,照例加按察使衔。

其次当曾国藩出奏之时,曾有一封长信给李元度,所作规划,可见爱重之意。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是以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在感情上,对李元度也有偏爱:阁下不赴浙履任,浙人避免怨阁下而兼及不佞。然仆以贵部守宁国之名城,而以左、张、鲍三军左右夹辅,则仆之为阁下谋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当时正提新军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国藩预备让他当广德一路;张是张运兰,在广德与宁国之间游击接应;鲍则是鲍超,将由石埭攻池洲,所谓“左、张、鲍”三路“夹辅”者如此;曾国藩是以所部精锐,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设法助曾国荃成大功一样,等于拿元度当同胞手足一样。

照曾国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托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顿江北大营,既以援安庆,亦以复苏常。那时候祁门大营,自然由李元度主持,虽不能当钦差大臣,至少会有个“帮办军务”名义,然后补实为监司,署理巡抚,顺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员,当方面之任。

就为了这样一份苦心殷望,变成爱之深则恨之切,大营立脚未定,连失名城,实际上的偾事,亦使曾国藩有创巨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节,则地虽失而士气不失,对朝廷亦好交代。像现在这样空身逃了回来,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将士?因此,曾国藩大伤脑筋,当然也不会有好嘴脸给李元度看。

于是军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额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这些讥讪,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一下,曾国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来讲,李元度此刻是“听勘”的待罪之身,何能来去自如?因而请幕友具奏严劾。

这个幕友也是他的门生,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先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后来在安徽巡抚,也是在他的老师福济幕府中,极不得意,辗转投入曾国藩大营,专司章奏公牍。平日谨遵师命,唯独这一件事,却提出了异议。

“李次青跟老师共过患难。似乎不宜出以如此决绝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大营初立,像他这样子不中用,又不听调度,我何能在祁门立足?”

“祁门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谓‘绝地’,本不宜安营。”

李鸿章又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摸着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自己来!”

“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

李鸿章以去就力争,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将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师徒二人言语碰僵了,李鸿章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国藩果然亲自拟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

***

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邻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单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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