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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５０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甕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其时何桂清与和春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后路苏、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春所识拔，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督，与满洲名将乌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务，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御用伤药，并且亲笔硃谕：“勇猛中宜加慎重”。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当向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围，进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赛尚阿、琦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下大爷”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钦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４５天发一个月饷。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当一个月。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５０万两银子，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加，又因为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两银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饷？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粮台的饷银未到。其实，王浚手里存着３０万的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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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贤于闰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其时张玉良一军，已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空虚的。
在静止了４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败张国梁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李会师。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对江南大营，形成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及援浙的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来的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其次是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兵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马德昭，又不许。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另起局面。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由专差逐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秋功罪所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藩时，悔之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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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营则流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当然，张国梁一军，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所以此际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退，搏战七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牵动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张国梁的部队，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一旦！”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超以外，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非革职严办不可。因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此时卸甲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务，由他与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结营２０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败，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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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再购置轮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