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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汾阳人，五十左右年纪，赶马车出身；后来发了财养起汽车跑运输，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已成为拥有三辆汽车的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他成了阳泉运输公司的一名司机，负责从石油库往回拉油。那张纸条就是他托油库警卫交给我的。张勤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小名分别叫大宝二宝直排到八宝，她的大女儿已考上卫校，我显然没资格求娶。
他见到我并没具体谈我的婚事，倒是关于父亲和继母的婚事谈得最多。我发现这个姓张的舅舅是个心直口快的大好人，心里容不得半点不平之事；他坚持认为父亲和张鸣的婚姻非常荒唐，他已劝那位堂姊尽快中止其不道德的“骗婚”行为，并建议我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他们自动解除。
这正合我的想法，我决定联合大哥一起劝父亲。我写信给父亲说：“爹，你的两个儿子都已近而立之年，至今还没有成家；我俩除凭借自己羸弱的身体作为维持生活的资本，别的一无所有：房无一间，物无一件。俗语说“讨饭归来还须有堵竖棍的墙”，上次回乡若有房住，你儿也不至流落龚家受尽欺凌。退一步说，你不替儿子着想，也该为你自己打算，你退休之后何处安身？这个继母与死去的李氏不同，她不但有儿有女，而且有庞大的家产，离不开她的老窝。她和你结婚从没想过为我们父子组建个完整家庭，她与你是同床异梦、离心离德，只为她自己生活的好。大人应当清醒，不要再无谓的每月付她三十元钱了，攒点钱给大哥成家吧。望大人三思！”
大哥也力劝，在两个儿子苦劝下父亲终于动了心，和张鸣达成一致，心平气和离了婚。后来在文**革中张鸣也被遣送回原籍，据说日伪时期她当过女警察，又是拥有四合大院的“房产主”。我去看她时她刚迁返回来，房子全被没收，独自住一间耳房，和土改时把地主“扫地出门”一样，相当可怜，几年后就去世了。
张勤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他不但是“资本家”，又恰巧在一次拉油时出了事。那天他正卸油，有人找他说事，他与那人多说了几句话，这边油放满溢到地面，被揪了辫子说他故意搞破坏，于是立即成为“黑七类”被赶回原籍。待遣返回来已丢掉工作，一家十口人艰难生活，孩子们到处捡烂煤、打短工，和土改时地主的处境完全一样。
我和张勤还有段小插曲，文**革中他怕红卫兵抄家，拿出一块金条问我是否该上交。我建议他交了，说上交是立功表现，可以从宽处理，说不定就不赶他回家了，金条到后期也许还能退回来；如果不交让红卫兵搜出来那是罪上加罪，金条还得没收。结果他交了也没能免祸，因此怨我参谋有失，金条也不知是否退还。
父亲和张鸣离婚不到一年，六五年春就瞒着两个儿子又在石家庄娶了第七房妻。数月后他才写信告诉我，说这个妇人无儿无女，不会像张氏那样脚踩两只船对我们半心半意，她一定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她在市里还有两间房子，不仅父亲退休后有了安身之所，两个儿子来去也有了落脚之处，为我娶个城市姑娘创造了条件。
此时大哥已结婚，娶了老家潭村的乔姓女子，但因没房住嫂子只能常年住在娘家。我决心不蹈大哥的复辙，宁可终生独处不娶农村媳妇。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拜见解放后第四位继母。想到父子们从此有了安身之所心里不能不感到高兴，但不知她心肠如何，若似李成兰那样通情达理、心地善良，一门心事为成全田氏家庭着想而自己一无所求，就是我弟兄俩的造化；然而谁能保她不是张鸣第二，只为靠株摇钱树不缺钱花，与我父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甚至背道而驰呢。
我不无忧虑。
她叫杨秀莲，寿阳人。据她自己说十六岁出嫁，十九岁和婆家闹翻赌气出走，流落到石家庄；石家庄解放后嫁给一个比她小五岁的洋车夫，那人在“四清”运动中被人揭发跑地下运输（即不通过运输社私自拉客谋利）害怕挨斗寻了短见。她还说在第一任丈夫手里曾生过一个女孩但未成活，后来再未生育。对于解放前二十年那段经历她始终守口如瓶，从不向任何人提起，那永远是个谜。在旧社会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若不干见不得人的事很难想象她如何生活下去。如今她身体发胖，皮肤白皙，属于“徐娘半老”一类。她在文**革中被街道红卫兵遣送回村后村人给她起浑号叫“大白猪”，她特别爱打扮，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还擦脂抹粉，在那个年代独一无二。
初次见面我发现她能言善辩，很会花言巧语套拢人，毕竟闯荡江湖几十年，城府很深，社交能力极强。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倒还不错，叫我割回肉她给包饺子吃，还叫我买毛线要给我打毛衣；更让我感动的是她非常关心我的婚事，许诺立即给我提亲。并问我有多少存款，建议由她代为保管以免丢失。我没有买毛线，也没有把存款交她，倘若交给她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路了。
真是：
先娶三娘后妲己，贤女泼妇都作妻；
寄言世间鳏寡客，寻偶当替儿女急。
五婚姻历程
一九六**四年正当大哥而立之年，他终于在这一年成家了，但成家而没有“家”，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因没房住，嫂子（后来有了孩子）常年“住娘家”，三年后中父亲回老家盖了房但继母杨秀莲不让他们住，最终导至离婚。大哥妻离子散的的教训对我震动很大，我拿定主意决不蹈他的覆辙，没有房子宁可一辈子独身也不娶农村媳妇。可在老家盖房谈何容易，即使有了钱家里没人也盖不成。
为我的婚事父亲没少操心，他托情靠友到处给我介绍对像，从老家榆社到石家庄郊区，从平定城到阳泉市，我多次相亲都未成功。不是没人愿嫁，那个年代农村姑娘都想嫁个城市工人，每月有几十块钱收入（即使只有三二十元），比农民几毛钱（最低有七八分的）的工价简直是天壤之别。父亲曾让他的同事吕老师在他的家乡平定胡家庄给我提过，还让他的学生在石家庄郊区给我介绍了一个；每次都地女方愿意而我不敢接受，尤其石家庄那个姑娘见面后十分愿意，我以没有房子为由拒绝，她仍不甘心，来信说：没房不要紧，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建家园。我没再回信，从此断绝了联系。
我们小组一位工友也给介绍过一个，她家就在矿区附近的河坡村；她妈就两个女儿，大姐已出嫁到本村，父亲早年去世，有个继父赵儒是河北人，跑黑市（那时叫”投机倒把”）上来的。姑娘长的白净靓丽很有几分姿色，我有心娶她，她家离矿区近婚后可以租房住。征求父亲意见他也愿意，不料赵儒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要我给他当招女婿，且要立约把他养老送终，字约还须加盖单位公章。我遇上了第二个龚三红！这事在工地传开后，工友们就拿这事取笑我，常念叨“小儿无能，自卖本身，改名换姓，养老送终”（旧社会招女婿立约套语），令我十分尴尬。姑娘也很愿意，介绍人几次催我明确答复，我迫于精神压力借口丢了钱无心娶媳妇婉言拒绝了。后来她嫁给我矿另一个工人梁建，介绍人梁桂当过法院审判员，很会做思想工作，他对赵儒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还写约，你若对她好，不写约将来也会赡养你，不好写了约也是一纸空文。”最终使赵儒放弃了苛刻条件，答应姑娘不写约结了婚，女孩的生母死后父女关系日渐恶化最终分道扬镳。
老家也有闺女愿嫁我，二姐夫提过一个三泉峪的女孩，她叔父和二姐夫都在县城副食品厂工作，几次催我去见面，我慑于没房不敢去会面。我曾想娶侯家庄的赵媚婵，我觉得她忠厚老实，而且可以常年住在娘家，大叔回信说她已嫁给本村王三，遂作罢。
娶农村媳妇没条件，找城市姑娘几乎是痴心妄想。那个年代上班族中女性很少，在婚姻方面她们占相当大的优势；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城市姑娘找对像要求对方须是“三员”：党员、技术员、八十元（那时一个十七级的科长才挣七十多元）。这话虽未免有些夸张，却充分表明那时城市女青年的婚姻观。铝矿的保卫科长四十多岁娶一个二十岁的女售货员，另一个六级工党员娶了个年轻女护士，他们都是二婚。普通工人就只能娶个农村媳妇，何况像我这样的劳力工，等同于煤矿工人，想找个“自带米票”的老婆，无异于“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在农村广大教师和一般干部的家眷大多是农村户口，生了孩子要随母亲上户，也都是农村户口，可谓隔“户”如隔山。有个老工人说得好：干部永远是干部，工人永远是工人；市民永远吃供应，农民祖辈分口粮。不知这样的等级差别是否属于新的阶级特权。
我曾尝试与世俗抗争，有人给我在义井村介绍了一个小学教师，初次见面她全家都表示愿意，可没过多久就收到她的“退婚”信，信里说：“因我们工作性质差别很大，难以相互沟通，我们的事我觉得不合适。”并把我去她家买的点心折成钱和粮票一并退回，还附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令人哭笑不得。
这期间我还遇到过一个骗子。那天在市里喝茶结识了一个中年男子，他自称家住平坦垴二百一十号，吹嘘他如何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