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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还真会分饭。”
“你是个大好人！”
等大家都心满意足一边填肚皮去了，面对半碗清汤，里面连个红薯片都没有，我只有苦笑，任凭肚子咕咕叫屈。
劳动教养的判决书不给本人副本，教养时间也无明确规定，多数人以为少则三月两月多则半年就会释放。国庆节晚上我和马铎都睡不着，各自清点衣物，拿出中秋节买的月饼都舍不得吃，商定留作纪念，等出去后庆贺一番。两人饿着肚子，在惨淡的灯光下相对而坐，喁喁而谈。
我把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写信告诉大哥，他回信说：“真想不到你会遭遇这样的不幸，你知道吗，父亲得知你的噩耗急的晕了过去。他多么爱你，在你身上寄托着多大希望，希望你成才，希望你出人头地，希望你生活的好，事业上有所建树。而你却身陷囹圄……弟弟，我也为你流了不少泪，这究竟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读着信眼泪簌簌而下滴入粥碗，我和着泪水一饮而尽，然后轻轻哼起我心中的“和泪歌”：月儿弯弯照九州，人家欢乐我自愁；
人家幸福终生伴，我饮苦酒无尽头。
陈英知道后也大为吃惊，她在信中说：“你的不幸遭遇使我十分震惊，也为你非常难过。不知为什么我的两个弟弟都这样不幸，安华已中途辍学，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离家出走，你又突遭如此打击。能不能告诉我，你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都问我为什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怎能向他们解释得清楚，终不能也用“冷静”二字搪塞吧。
信的末尾她鼓励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还记得你赠给安华的诗吗：假如
生活
欺骗了你，
你要
有勇气说
我
仍然
爱它”
的确，如今正好用这首诗自勉。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难，不论遭受多大打击，我没有倒下，顽强地活了下来，就因为坚持这一信念，永远热爱生活。
这几百劳教人员中有工人、农民，也有干部和学生。他们“犯罪”的性质有“右派”、“反社会主义”，还有流氓、盗窃，无理取闹等等，鱼龙混杂、清浊难分。其中有三个女性，一个“右派”，一个流氓，另一个就是陈静，她和我一样属“反社会主义”一类。除“右派”有特制的帽子，其余统称为“坏分子”，这样我就和那些流氓盗窃犯归了一类。陈静原是化工厂的女篮强攻手，未婚夫沈毅打成右派降职降薪留厂劳动，不久又被清除出厂调到铝矾土矿。凡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全部都出身不好成分高。那个女右派祁丽相貌酷似陈英，夏天我曾在火车站错认，但她擦肩而过并不答腔。我直追到电影院门口，见她有男友相伴才悻悻离去。那三个孩子中有个叫红席的，据说养父当过日伪警察局长。他原在运输社拉平车，因累死一头毛驴，便以破坏生产罪送去教养。后来由那个女流氓言传身教破了他的童贞，他便渐渐学会了拈花惹草寻花问柳，可说是那次劳动教养的莫大收效。最后他还给社会有一项不小的会爆，那就是又学会了偷鸡摸狗、无理取闹。
来劳教队后不少人性格严重扭曲，变得野蛮粗暴、下流污秽，常常为争一口饭吃叫骂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有个叫周五毛的会趁你不备突然从你手里抢走干粮塞进他嘴里，你要他就从嘴里吐出来给你，要嘛往窝头上唾口痰涎，不要就是他的了。
最初也曾有人逃跑，抓回后被吊起彻夜拷打，后来再没人敢跑了。
有的右派表现出明显的变态心理，一改知识分子文温尔雅的形象，蛮横无理、凶相毕露。有个叫白林的根本不像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比那些小偷流氓还坏，简直和土匪没两样。他和我一个小组，常常欺负人，有一次借我的梳子篦他那生满虱子的蓬头，把梳齿全给折掉了，我说了一句嗔怪的话，他不但不道歉，还说：“弄坏又怎么样，一个破梳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你有一个？”后来因为经常捣乱不服管教，成了劳教队一霸，又被收集些“反动言论”判刑转到劳改队去了。
初进来时我真不甘于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混搅在一起，仍然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总觉得我和这些人不一样，和他们格格不入，是命运安排我夹在这些流氓小偷中，犹若身陷污泥浊水，玷污了我一身清白，实在太荒谬了。然而在时间老人的潜移默化下，习惯终于把我征服。是嘛，任你怎样无辜，任你如何高洁，也无法改变铁的事实，你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即使是恶水毒潭你也无法摆脱，必须在里面混日子。
“我现在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渐渐想。
“也许我是有罪的。”我模模糊糊地想。
“就算有罪吧。”我一步步向认罪的道路靠近。
然而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也无法回答大哥和陈英的问题，无法消除内心的隐痛。笼中的鸟唱不出欢快的歌，被困的兽只能发出沉闷的吼声。在我眼里，十五的月亮不再那么明媚，雨后的苍穹不再那么清新，初升的太阳不再那么迷人，落日的余辉只会令人产生死亡的恐怖，闹市奔涌的人流更加刺激囚徒的神经。我憎恶白天，白天把人间的一切不平赤**裸**裸的展现；我企盼夜晚，夜晚把一切善恶美丑统统笼罩在梦中。我把这种心情告诉陈英，她来信说：“善良的人永远善良，恶人永远是恶人。”
真是至理名言！
正是：
善恶应有分，人性自古存；
只讲阶级性，马列未必真。
又曰：
天理既已悖，人伦何处觅；
堪笑痴迷者，上下求真谛。
三忍饥挨饿
两个月后劳教队由平坦垴迁往阳泉北郊林里村，办起一个耐火材料厂，烧制耐火砖兼开采青石。耐火厂下设采矸、粉碎、制砖、烧成、运输几个作业组；我编到粉碎组，任务是把矸石铺在大场里，八个人拉一个大碌碡不停碾压，像牛马碾场一样把矸石粉碎，然后过筛供制成砖坯。
我从小缺乏营养，十二岁那年一场大病又大伤元气，再加上每天吃不饱肚子，在队员中很快就暴露出体力上的弱势。我不是在拉碌碡，而是被碌碡追着跑，真正叫疲于奔命；后生们拉着飞跑时我只能勉强把背绳抻紧，谈不上出多大力。一旦绳子打松，他们发现我不用力，就会向后猛拽一下背绳，若倒下去千斤石碾定会从我身上滚过，把人碾成肉饼！
我们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如遇“苦战”就由警卫看守着彻夜干；有一天不知谁顶碰了梁班长（劳教队员称警卫员都是班长），害的大家排着队直训到开早饭才解散。后来因我跟不上碾子，又叫我去搬“巍子”，“巍子”是一种石杵形粉碎工具，截椎形，底面中间高周边低，形如陀螺，按上把儿能左右摇着前移，在矸石上来回“巍”动能把它压碎。这几百斤重的“巍子”没有足够的体力要想巍动它决非易事，每天一千五百斤矸面任务我拚上命也完不成。完不成任务必须加班补，这夜我干到十二点后觉得非常困倦，便走进烘干室，想打个盹再干。
烘干室是使砖坯快速干燥以备装窑烧成，里面生着几炉熊熊炭火。热烘烘的气流掺和着刺鼻的煤烟，无法抗拒的疲劳立即浸润全身；我在坯垛间和衣躺下，头枕砖坯，很快就进入无知无觉的世界。
那三个女队员就在烘干室轮班看火，红席在运输班，每天去窑上拉炭，经常半夜才回来，卸了炭就在这里睡觉。那个女流氓便诱导他行云雨之事，破了他的童贞，让从此学会寻花问柳，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我在睡梦中被人踢醒，耳边听得两声恶狠狠的狂喊：“起来，起来！”翻身坐起才知天已大亮，郑队长怒气冲冲站在面前：“你倒会享福，叫你补任务你跑这儿睡大觉，无法无天了。你是干什么的，快出操去！”
出罢操开早饭，郑队长指示：“不能给他吃饭，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多劳多吃（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嘛。”
我只得饿着肚子再去干活。
转眼已到年终，还没有一点释放的消息，难道劳动教养就没有期限？这渺茫无期的等待比那突如其来的打击更令人煎熬。谁都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既然如坠大海茫茫无际，还不如判二年刑痛快。传说劳改矿比这里吃得饱，有个农村青年燕林犯的是盗窃罪，听到消息专门到队部骂管教干部，明目张胆说：“老子不想在这里，你们判我刑，送我劳改队吧。”
干部们不予理睬，他竟跑出去到公安局长家撬门行窃，终于被抓判刑去了劳改矿。
大跃进把农村经济彻底摧垮了。先是大炼钢铁，把所有青壮劳力全驱赶去挖铁矿、建土高炉，村里只留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成熟的庄稼收不回来，全铺在地里烂掉。紧接着吃大锅饭，大批粮食被奢靡浪费，不久各生产队粮食出现严重匮乏。全国陷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只是劳教队吃不饱，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我把早已把那斤留作纪念的月饼拿出来吃掉，可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快饿疯了，我就写信给陈英想向她讨点粮票，结果被管教股查出，又遭郑队长一顿训斥，说我不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