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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我收到发自贵国大使馆高立夫（RalphN。Clough）先生的信，邀请我访问贵国；两星期后（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我又收到林诺华（LynnH。Noah）先生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是我没有成行。没有成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刁难我的出境，他们要跟我“交换条件”才让我走，但我拒绝；另一个是我对贵国政府一路支持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政权，深致不满。
当伊朗法西斯政权倒台的时候，霍梅尼（Khomeini）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种种行为，令美国人不解，美国人说他们对伊朗流亡在外国王的关切是基于人道，但他们忘了，当霍梅尼流亡在外的时候，美国的人道又在哪儿？霍梅尼是美国一路支持伊朗法西斯政权的长年受害者，一朝他得以翻身，他会谅解美国这种伪君子的理由吗？
同类的例子大多了。中共在延安时代，美国政府是一路支持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虽然美国新闻处的主持人费正清（johnK。Fairbank）支持中共），美国大使都懒得到延安去；但是，一朝中共得以翻身，美国总统都得勤于上北京了。
中共领导人以几近无礼的大架子“临时通知接见”美国总统，美国人同样不解，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又健忘了。
如何学到从被美国间接迫害的人的观点看事情，对骄做的美国人说来，太重要了。
如今，在美国在台机构和我相忘二十年后的今天，你老兄走马上任，想补救你们过去的错误，我很欣赏你的慧眼，可是，好像有点太迟了。至少对我说来，除非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支持法西斯政权，我对与美国官员会见，全无兴趣……
这封信，可谓“曲中奏雅”的道出了我为什么不去美国，而所谓出境问题，自此也被我技术击倒，不成问题了。原因是，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早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郑南榕就在《政治家》上发表《李敖，不要走！》最后一段说：
应该禁止李敖出境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于子孙孙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这是一段很好玩的文字。郑甫南大概不知道：我从一九四九年起，三十多年间，根本就是陷在“禁止李敖出境”的状态的。所以，说三十多年我一直未能离开也未能获准离开，并没说错。至于三十多年后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犯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
我在一九八一年非但不能出境，反倒第二次政治犯入了监狱之境，这次“二进宫”，我被关在土城看守所半年，难友刘峰松崇拜“李敖大师”，写了一篇《李敖在狱中》，其中写李敖“囚房权充书房”一段，观察可谓入微：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二十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利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三分之一；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三分之一，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零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问。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
刘峰松又写“应有尽有”一段：
牢房不准有镜子，他有；不准有刀片，他有；不准有剪刀，他有；不准有钉书机，他有；不准看《联合报》，他看；买不到浆糊、塑胶带、白纸、长尺……他买到，可说应有尽有。
他不会客、不接见，哪来这么多“家当”呢，原来他有秘密渠道，不仅利用它输出，也利用它输入。这条渠道（看守所所长〕朱光军查不出，我看不是李敖神通广大，而是朱光军颟顸无能。庄严的监狱，有这样的漏洞，朱光军该羞羞。
其实我的“秘密渠道”主要都是通过难友石柏苍来的，石柏苍以法院书记官坐冤狱，白天到办公室做外役，每天下班就“老鼠搬家”般的向我通风报信，并且支援物资，他的神通，广大极了。刘峰松又写“回答田中的话”一段：
日本浪人田中因涉嫌杀死情妇，被老K判极刑，但缠讼多年不得定漱。他跟我们同舍，有一天放封时，向大师说：
“李先生，李先生，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搞的，我已经更审四次了，还不能确定。”大师正色回答他：“你们日本还有四十几年没定漱的呢，这有啥稀奇！”田中无辞以对。
李敖批判老K，叫老K憎恶，但对外发言不失立场、不失国格，给老K面子，理应给他一纸“爱国”奖状。
刘峰松以“朱光军昏头转向”一段收尾：
大师出狱后，以洋洋数万言抖出黑狱内幕，观察之仔细，记载之翔实，令人叹为观止。李敖的旋风造成震撼，令朱光军头痛，令朱光军吃不了兜着走。据说有电视台、广播台及报社记者去采访、去照相，又有检察官去求证，朱光军忙着掩饰，忙着“应变”，忙得昏头转向。据后来到北监服刑的难友告诉我，朱光军的措施有：
△集合孝一舍全体住客讲话，要他们自动缴出李敖［送给他们］的“家当”，如镜子、梳子、剪刀等等，如不缴出，抄到必严惩。
△把李敖的“三十二”房重新粉刷一新，才让记者照相；采访照相时，严令楼上不准用水，以防漏水，泄漏偷工减料的真相。
△把中央台的鞭子藏起来，暂时不准打人。
△把百货一律暂时降价，调整到合理、见得人的价格，如毡子由五百元降为三百元。
△把孝一舍主管刘台生暂调病舍，避避风头。
△检察官询问问古永城“绑担架”的事，古某事前已被“打点”过。
△孝一舍放封时问下准交谈，以免交换情报，扩大事态……
照情理说，李敖坐牢期间，上至法务部次长，下至朱光军，都待李敖不薄，给他新破单，给他新毡子，给他保温杯，给他热水澡，给他炖排骨，大小牢头又常去拜码头，去嘘寒问暖，去效犬马之劳，人家都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可是李敖一出狱就翻脸不认人，抖出黑狱内幕，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震撼。也许世人要骂李敖：“这样的家伙、这样的家伙……”，然而我们知道：李敖争的是社会公义，是是非，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小人包围、被小人灌迷汤、被小人收买的人；像这样一个不惜冲破人情藩篱、提倡社会公义的人，当今台湾有几个？能不敬为“国士”，为他鼓掌欢呼吗？
刘峰松的描写很有趣，最简单的结论是：为了正义，李敖是软硬都不吃的。难怪朱光军做梦也搞不清怎么会碰到这种囚犯！他送找出狱的时候，跟我拉手，双方都笑嘻嘻的呢，怎么李敖一回台北，就翻了脸了？夏光天后来告诉我，朱光军一喝了酒，就发酒疯吵着要找流氓教训李敖，我想他真被国民党伪法务部长李元簇骂惨了。我出狱当天，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的暴动。第一是二月二十七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三月八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
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国民党伪行政院长孙运漩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二月二十三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老贼之言，煞是有趣。
我这次坐牢，因有石柏苍的秘密渠道，所以明着概不写、信，但有一次例外。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林清玄、陈彩銮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小女生武慰先做我的女秘书，她后来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