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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调的、片断的、高高在卜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两，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和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苦功“高”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宙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10 东郭纪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恩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