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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的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大多了！”
十六、美同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
《韦氏字典》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己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六、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以Father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
（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者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十一、劳干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十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十二、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缴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缴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十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十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十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十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