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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理发地方就是位于解放路中段的解放理发厅。在当时那个不到六万人的城区很有些声名显赫，也是身份、文雅和时髦的象征。以至于后来改革开放开始，服务公司逐渐消亡，解放理发厅也寿终正寝之后，有些个体小店还曾经打过那块金字招牌呢。我有一个好友的父亲就是那里的大师傅，长得高大魁梧、声如洪钟，天生就是一副当官做老爷的架势，可惜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水平，却一辈子在围着地球转（宜昌土话，意思就是剃头）。因为朋友的缘故，一个下辈让朋友的父亲伺候总是不好的吧，所以我很少去麻烦他的父亲，也很少去那家店堂很大、顾客很多、香气袭人、灯光明亮的理发厅剃头。不过我的儿子的胎头倒是恭恭敬敬的请大师傅给剃的。人家嘴角叼一支烟，还在用手逗着那个小不点玩。也就是一转眼功夫，几乎还没注意、也没紧张，剃胎头就结束了，儿子就和我若干年以前一样，变成了一个头发光光、连眉毛都没有的小沙陀。
在离宜昌很远的郑家河的那条不长的石板路上曾经有过三家理发店。靠供销社的那一家最大，是供销社的主任为他的那个风**人开的，因为搞得风生水起，就只有把那个女人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但不一定就万事大吉，想偷情办法多着呢，我认识的一个竹贩子就得意洋洋的屡屡得手。靠江边也有一家理发店，一个老师傅、一个可以放倒的木椅、一个木头做的洗脸架、一块破了一个角的大镜子、一个整天播放花鼓戏的收音机，自然是一些老人的谈话聚集之地。街中间，穿过那家杂货店的店面，一直向里走，里面是个小小的天井，周围的房间就是店老板的家，也是店老板女儿开的一家理发店。会烫头、会染发，全是做的女人们的生意，钱也挣得最多。那个女孩子只要一见到我就扁扁嘴：“都快变成野人了，还不来理发？”我就乖乖的跟着她去了。理发店就是她的那间闺房，那里很安静的，只有电剪在嗡嗡作响。我会闭着眼睛，任凭她的那胖胖的手指抚摸我的脸，用鼓鼓囊囊的胸部压迫我的肩膀，还会眉飞色舞的和我说些悄悄话，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就有了和这个女子进行一次秘密会谈的欲望，人家恰好也有同感，就羞答答的想去关上房门，不想对门酒店的妹子就会恰到好处的立马出现，一分钟不提前，一分钟也不推迟，就在她要关门的时候出现了。妹子是个风风火火的丫头，亲亲热热的叫一声姐姐，就坐在人家的床上哼着歌看女理发师绣的枕头套，等着我剃好头，和她一起回店吃饭。我知道她们两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都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让谁得到我。
在学院街的一条巷道口有一栋灰砖的三层建筑，很破旧、很丑陋、很低调，对门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共厕所，总有些味道在天晴的时候飘过来。这栋楼的一层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师傅是个瘦瘦的、有些忧郁、又有些多话的老年人。小店就在他的家里，里外两间，外面的一间既做生意又是厨房，里屋自然就是卧室了。我记得家里时常会有一个男孩子，我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常常在睡觉，不知道是不是搞地下工作的。剃头师傅是个很健谈的人，只要我坐上他家里那把唯一的、早已破损的那种最正规的理发转椅开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嘴里从来没停过。国内外大事、小城故事、还有小道消息和一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牢骚话。他理直气壮的声明自己是既不办营业执照又不交税的。“凭什么？”有时候中午去剃头的时候，他刚刚放下碗，一嘴的酒味，根本不急着做生意，捧着一杯茶还在骂骂咧咧：“邓矮子给了我什么好？厂也垮了，让老子饭都吃不饱！”顿顿有酒喝，想必饭还是吃得饱的，就是有些失落感，也有些距离感。不过，听他说些话很有意思，剃头技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随着轰轰烈烈的一阵鞭炮声，唯美发艺就摇身变成了一家四川面馆，这些年一直在这里剃头的地方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就想起了那个留着短发、说话一脸笑、动作很简洁的女老板，还有那个从浙江到沙市、再到宜昌，就是想在宜昌找户人家把自己嫁出去的松滋妹子，多少有些失落感。自己就在住家的周围转了一大圈，想重新找一家理发店。我们这里的理发店倒是很多，一百米之间就有六家，全是年轻人打理，虽然欢迎光临，我却望而却步，香味很浓，技术却不怎么样。终于找到一个很简陋的小店，墙壁的粉面都脱落了，两张椅子、两块镜子、用煤火烧热水，还在门口摆了一个儿童玩的玩具。这是一个来自巫山的女子，胖胖的、穿一件红夹克、还有低腰牛仔裤，见有人进来嘴角就有了些职业性的微笑。她说是在浙江学的手艺，剃的的确很有水平，很认真也很简洁，最重要的就是她还会修面，这是我进门的时候就问过的。她用一把亮晃晃的剃刀把我脸上的汗毛和脏东西统统剃去，很仔细、很舒服、很满意，就和很久以前的感觉一样，我就真心实意的对她说了声谢谢。（2009…5…28端午节）
灯下漫笔 甲型流感与手足口病
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在收听中国之声的全球华语广播网，有一个资深的专家在广播里慷慨激昂的讲了自己的不解和困惑。那个叫甲型H1N1流感的猪流感在中国全境（包括香港和台湾）不过区区几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亲临医院探望慰问，各地卫生防疫部门全都紧急动员起来，弄得草木皆兵、谈虎色变，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就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连老外都在笑话我们反应过度。
那位评论家指出，所谓甲型流感不过也就是和普通流感差不多，死亡人数也相差无几，这才道出了一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墨西哥城宣布解除警戒，在受到波及最严重的美国看不到任何戴口罩、测体温的场面，怪不得日本坚持反对世卫组织将警告等级升到最高，连香港也将密切接触者由集中隔离改变为单独观察呢！看来中国真的是有些谈虎色变，这也难怪，几年前的那场非典来势汹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哗啦啦倒下了一大片，最后又在还没有找出病因和特效药的时候，又人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闹得人又是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一次来了个输入型的甲型流感，有些手忙脚乱，有些配合失误也是很正常的。教育部的同志先出来劝阻国外的留学生今年暑假不必回国，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可是卫生部马上就出来进行反驳，甲型流感可防可控可治，留学生尽可放心回国，你方唱罢我登场，看起来挺热闹的。
那个评论家在广播里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质疑，去年在全国曾经大肆猖獗的手足口病如今早就又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我上网查了一下，的确消息少得可怜，在搜狐网上看到这样的一组数字：全国累计报告手足口病115618例，重症773例，死亡50例，病情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江西、广西、安徽、广东、河北、湖北、湖南和浙江十省，报道中也用很焦虑的语气强调指出：“未来几个月手足口病发病将会处于上升阶段，防控工作也将变得愈发严峻……”这真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可惜知道的人太少。那个评论家在广播里说，甲型流感不可怕，手足口病也不可怕，端正态度、分清轻重缓急才是最重要的，可惜连他自己都承认现在没人愿意去报道，也不会有人会拨乱反正，原因他没说，也不敢妄加猜测。
前不久在网络上看了一篇《家丑不可外扬》的杂文，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秉性，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惯例。把别人的、他家发生的一些事情说的危言耸听、沸沸扬扬，把别人的、他家开始而且波及到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说的比天大、恨不得让全世界都听见自己的声音，不为别的，就是一种平衡、一种表现而已。而对于自己的一些为难处、伤心处、痛苦处、委屈处、苦闷处就总是藏在自己的心里不向外人表露，就是被别人察觉，也不过说得轻描淡写，似乎完全不值一提，宁肯自己回到家里关起门痛哭流涕也决不能让别人瞧不起。
有一个故事我的印象很深，说的是一个旧社会的文人，家徒四壁、穷困潦倒，已经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境地，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进了当铺，可就是一件长衫不能当，每天他还得穿得整整齐齐的出门去，遇见了熟人，作个揖，摇摇手中的茶壶，声称自己是到茶馆喝茶去的，心情好着呢，其实那茶壶里装的是刚刚买到的一点米而已，可是面子还是要的。
这是一个旧社会的中国文人的穷酸样，现在的媒体人可都会做这种愿为几斗米折腰的事情，例子比比皆是，一座煤矿的封口费就吸引了几十家媒体的近百位记者这是事实，再说现在的舆论导向不是莺歌燕舞就是欣欣向荣，除了保险，有时候也有些揣摩上意的成分在里面，自然就人云皆云了。记得去年的北京奥运会，刘翔在鸟巢那么卑劣的表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理解，连人家香港的一个主持人提出一点异议还群起而攻之，我当时就表示过不满，而且尖锐地指出刘翔的行为就是丢脸，就是叛变，就是汉奸，就是在全世界人面前丢了全中国人民的脸！既然有病，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宣布退出？那么一点陈年旧伤就能使他无法完成110米栏的跨越吗？后来，美国医生的一番话才使得大家醒悟，把前因后果联想一遍就一切都明白了。于是乎，全国都愤怒了，光是中国人的唾沫就可以把那个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小伙子给淹死。我倒为刘翔感到委屈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运动员，一个和朱建华一样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上海小伙子，不过依然还是那个我心飞翔的那个年轻人。
甲型流感与手足口病的重视程度相差太大、受关注的程度反差如此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