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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搁箱子的搁架，我就把当时认识的一位姑娘，曾在我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玉秀介绍给了他，最后当真成了他的妻子，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慢慢的，没有任何争执，也没有任何隔阂，随着各忙各的，我们两人又慢慢的变得疏远了，也变得陌生了，只是街头相逢相互点点头，寒暄几句而已。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冷淡起来，直到如今，也不知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天命五十 9．小培
我的中学生涯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脸上有个红红的疤痕，说话像吵架的女班主任王宗芳还没来得及建立她的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就把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冲得稀里哗啦。在这以前，我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小培和改生，若干年以后有机会相见，后者已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强了。
记得改生的父亲是川江上一艘轮船的船长，一次海损事故中葬身鱼腹，据说是他的指挥失误，文革之中也就属于五类分子的子弟之列，很快就和我们疏远了，班里开会和成立红卫兵再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也许还接着上过几天学，但很快就被勒令滚回去了。串联开始以后，更没有他的份了，
不过在这以前，我们三人是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当时的四中靠近肖家巷的围墙边有一颗大泡桐树，以及后操场边靠近现在的珍珠路的围墙边有一颗不高但很茂密的女贞树都是我们课余经常攀爬的去处。直到如今，我仍然迷惑不解，那时候我们三人为什么要如此自我封闭呢？为什么要心甘情愿的与班上的其他同学分开呢？我们当时谈过什么？有什么共同爱好？都忘记了。
事实上，那时还有不少同学至今仍然记忆犹存，其中有曾经和我一起串联到北京的双才，他以后曾经是自来水某厂的小头头，犯过一些错误也就一振不起了；总叫人琢磨不透、高高大大的永堂，他后来似乎是水果公司的小职员，经常能在以前的学院街的沿江大道一带见到他，被数学老师经常点名的德培，他后来成了十三码头一家土产商店的负责人，还与我厂有过业务联系；喜欢梳着短发、小小年纪就一脸傲气的念宁是个才女，她大概是在公路段工作，很久以前从报上得知，她还敢在公交车上勇斗盗贼，就叫人佩服之至了；小学女同学晓娟是个很柔弱样子的女生，学院街小学我们班上的中队长，住在市京剧团对面的一栋两层私宅里，眼睛很美，说话很温柔……
但在那被绿荫遮掩的两棵树的树杈上，却只有我们三个人。当时谈及些什么，议论过什么，如今自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我想，一定是我们当时最感兴趣的吧。小培后来见面的时候，还是那么心灵手巧；改生就圆滑多了。
天命五十 10．建新
‘建虾’（宜昌话），我就这样叫他。
在一九六七年初，学校停课了，学生都像一盘散沙似的各回各的家，也就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同栋楼住的建新最为要好。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宿舍的四栋一单元三楼，那是一栋青砖灰瓦的三层建筑，宽大的木楼梯，地板是刷过红漆的。同一层楼住五户人家，301住的是原九码头宜昌剧院的杨经理，单间，似乎是单身，但时不时总看见一些不同的女子出入他的房门，没有来往过，他也总是来去匆匆。302是我的家，套间，父母住里间，我和弟弟住外间，还有一间小厨房，被柴烟熏得黢黑。303正对楼梯，建新的爸爸以前是百货公司宜都批发站的负责人，也是一个套间，只是没有厨房，在走道上放着煤球炉。304是张家。他是河南人，张伯伯供职的单位我记得的有杨岔路的三峡瓷器厂，东门的新华印刷厂。他家人口繁荣，有一个同是河南的妻子，一个高高大大的女儿，三个儿子，305则是宜昌报的主编高叔叔的单间，他家在另一栋还有一间房。我总是很愉快的回想起他的儿子，还有高叔叔的大嘴的妻妹贺姨，以及从屋里飘出来的悠扬歌声。
建新是老涂家的独子，上下都有姐妹。他长得高高大大的，粗壮结实，为人豪爽，说话粗声粗气的。他比我小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最大的兴趣就是如何玩得有劲，如何玩得高兴，我们一起弹过珠珠（宜昌话，正规应该是玻璃球），板过洋画（依然是宜昌话，就是一种硬纸板的图画），玩过鬼捉人（还是宜昌话，就是捉迷藏），在铁路坝那座游泳池跳过冰棍（这是宜昌话，意思是直挺挺的跳水，脚先入水），长江大河里斗过浪（纯粹是宜昌话，，迎浪前进）……
在那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体委灯光球场的傍晚，火烧云烧红了半边天，球场上解放军的球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我被高压电死死吸住的时候，所有同去的孩子都惊呆了，只有他用手去拉我，虽然这是徒劳的，他还是去拉了。就在一片惊呼声中，就在电弧的闪光中，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手去拉我。
我能活下来的原因有很多，解放军的竹竿，宜昌到武汉的飞机，武汉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父母当时的全力抢救，等等，等等，但我认为，应该还有他，建新也应该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而我现在几乎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生活就是这样。
天命五十 11．赵援
赵援，我的朋友。
胖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总有些摇摇摆摆的样子，弥罗佛般的和蔼面容，话未出口笑先至，而且笑得很开朗，其中还带有些许女子般的羞怯的成分。喜静不爱动，但聪明灵慧，从小就显露出学习的天赋，成绩很好，没事就静静的独自坐在某个角落里捧着一本书。不知时间，不知饥渴，也不知疲倦。
他家住在这个宿舍二栋的一单元一楼，与我家所在的第四栋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米。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曾经担任过副市长，只是文革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对儿女和妻子。他的母亲后来曾担任过早已被撤销了的城区的解放公社的党委书记，胖胖的，双下巴，眼神很严肃，每次与我相遇，老远就盯上我，大声的叫我的名字，我则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倾听罗阿姨（我这样称呼她）的教诲。
赵援比我小，又比我弟弟大，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我忠实的跟屁虫。那是一九六六年底到次年的春天，学校停了课，不用上学了，红卫兵运动已经席卷全国，街上到处是墨迹斑斑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解放路两边人行道上用芦席搭成长长的大字报栏，贴上一层又一层的批判文章和宣布某某组织成立的大红通知。
我当时在宿舍里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拉着赵援，建新，还有几个连名字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同龄孩子组成的，我们找到当时宿舍的黄姓管理员，他几乎没让我们费任何口舌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某个晴朗的冬日，从一栋建筑物的厨房的小窗口里第一次伸出了一面红旗，在温暖的阳光下猎猎起舞，其上红底黄字十分醒目；红卫兵逐浪高战斗队。
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锈迹斑斑的油印机，油腻腻的油墨，厚厚的一摞纸张，还有铁笔和钢板，就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的厨房里依样画葫芦的印了许多传单，用心的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头戴军帽的侧面像，加印在自己创作和转抄的传单上，还盖上了我们战斗队的大印。入夜以后，几个人爬上海鸥商店（如今是解放路建行所在地）的楼顶，当时那座楼可是宜昌数一数二的高楼，拼命将传单撒出去，望着传单飘飘洒洒的从天而降，街上南来北往的人群全都抬起头望着我们，心里充满了满足。
当时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福绥路的工人文化宫，陶珠路的汉剧院，云集路的京剧院经常是红卫兵聚会的场所，每每有消息说有活动，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举着队旗，带上自己人也去赶热闹。那时两派已经开始矛盾激化了，会议正在进行，台上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台下秩序井然，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举着旗，喊着口号，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过道挤得满满当当，还冲上主席台。我有些怕了，感觉有些冷，浑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掩饰着自己，放开喉咙，和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后来，我出事了，战斗队也就无疾而终，但我与赵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学校复课以后，他继续读书，初中、高中、武汉上武汉大学，大学里两人书信不止，颇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毕业后他随女朋友到襄樊气象学校当老师，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时候，他下海经商，几乎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淘金者。
我们的联系就变得断断续续了，我结婚时，他特地前来祝贺，对我有一个竹制的书架赞不绝口，说是去过不少婚房，就是没有书架。后来，我所在的工厂转到珍珠路以后，他也曾去过，那时他已在深圳，搞什么高楼供水设备，我不懂，他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懂。只是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一介书生变成一个商人的。
天命五十 12．二姨妈
外婆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大姨妈一直留在沙洋多宝老家，结婚生子，后来她的儿子参加工作，也结婚生子后，才来到荆门，和在文化局开车的儿子住在一起。小姨妈则一直读书，从家乡一直读进武汉，读进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江西宜春，几经努力，终于重新调回了武汉，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武汉科技大学）任教。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永远是很久以前的一天晚上，小姨带着我们一大群男孩子（我们家兄弟俩，二姨妈家也是兄弟俩）到湖大看露天电影，一连两部片子，散场后她和邹叔叔（也就是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领着我们一帮孩子从阅马场一直走回武汉军区总医院。夜空繁星点点，晚风迎面吹来，歌声在空旷的街道上翩翩起舞。
母亲和二姨妈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送入了由宋美龄创办的儿童保育院，抗战时期，保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