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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
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
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
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
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
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
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
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
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
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
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
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
三百贯。”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
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
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
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
“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
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
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
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
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
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
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
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
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
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
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
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上
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
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
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
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
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
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
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少有壅滞，即当
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
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
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
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
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
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
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
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
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
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
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
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
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
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
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
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
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
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
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
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
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
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
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
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
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
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
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
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
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
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
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
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
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
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
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
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
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
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
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
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
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
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
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
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
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
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
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
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
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
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
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
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
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
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
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