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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感。但他的拥护、信仰、尊重又是有条件的：第一，
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所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
“那些真正的好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作风、精神使他没有任何“怀疑”：这是他
独立观察、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对
中国共产党继续持支持的态度。第二，他在“拥护、信仰、尊重”的同时，仍然
“不满”于“党内个别的恶劣现象和个别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独立批评（以至批
判）的权利，他在无端遭到批判以后，更要坚持的，也正是这样的权利。在他看来，
“拥护”与“批评（批判）”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如果拥
护对象本身发生了质变，从而失去了拥护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时反对的权
利。萧军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是一贯的；而延安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是容忍了萧军的
这一“既拥护又保持独立批判权利”的选择的，因而尽管时时发生冲突，仍然与其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现在面临新政权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与精神、意志，
政治与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萧军这类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独立性”（尽管
对萧军而言是拥护前提下的独立性），就难以再接受与容忍了。因此，批判萧军所
发出的“警告”不仅是针对萧军个人而己，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开了“先例”的。
比如，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权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对此，前述东北文艺协
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有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所
谓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
新中国，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
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
这又是一个“我们”体的权威判决，以后就成了无需讨论的前提。其实这一前提恰
恰颇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言论自
由”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
极大的弹性与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所蕴含的“我说你有罪（违
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逻辑，剥夺任何异己者的言论自由。萧军的批判
者刘芝明自己在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这同一逻辑推向了审判台：
这样的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的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恐怕也不是个别的。
东北局《决定》中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于萧军，这一条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萧军夫人王德芬后来的《萧军简历年
表》里所描述的那样，“纸张来源停止了，银行贷款取消了，《文化报》各个分销
处不准代办了，各学校单位不许订阅了”，在“各种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不仅
《文化报》被迫停刊，连萧军自己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按组织“安排”到抚顺煤矿去
“改造思想”。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管制
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对强
大的，无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萧军个
人主持的《文化报》的停刊，是一个象征：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
不复存在，所有的知识者都成了国家的雇员，他们的精神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
计划的轨道——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８、９０年代才有了新的变化。
对萧军的批判，开创了一种“大批判”思维与“大批判”文体，刘芝明的长篇
“总结”即是一个代表作。所谓“大批判”思维是指这样一个思维路线：先判定被
批判者有罪（或者仅根据有限的材料，上纲上线，定下某个罪名），然后再四处搜
集罪证，就象那怀疑邻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样，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里，
都是“别有用心”，从字里行间去搜寻罪恶性动机。于是，或“张冠李戴”（把萧
军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当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
“掐头去尾”（如萧军在《新年献辞》一文中列举了许多错误倾向，表示“无论党、
政、军、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对之列”，批判者将“有犯之者”这一限制词删去，
就变成对整个“党、政、军、民”的全盘否定与诬蔑了），或“移花接木”，甚至
“偷梁换柱”（如《文化报》曾发表过一篇《丑角杂谈》，文中有一句：“在丑角
当权时，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随便凌辱的‘尸丑’”，这本是泛指一种社会现
象，批判者却把“在丑角当权时”一语改装成“共产党尽让那些‘丑角当权”’，
然后作为作者的观点大加讨伐），如此等等。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
义愤”，其实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影响是恶劣的。
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也颇引人注目：“既然中国的进步文艺界
还是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数”，“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于进步文艺界中的某些不稳定的分子”，据说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
现象”，大概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新动向”吧。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特别警惕，及对“进步文艺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这都是不祥的预告。在一定
的意义上，南方（香港）对胡风的批判与此时北方发动的对萧军的批判，是互相配
合的。萧军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胡风。
萧军本人对这场毫无思想准备的大批判的反应，自然是人们所关注的。东北局
的《决定》曾谈到萧军“开始作了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又说“这种表示还只
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据说萧军曾拒绝在东北局的组织结论上签名盖章。在８、
９０年代，对萧军当年的种种表现，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或追述。据说刘芝明
在准备写那篇批判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
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
“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
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吧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
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
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
我都佩眼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
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对刘芝明说：“咱俩的帐没
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
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还有人回忆说，萧军的老友曾预言，
萧军受批判后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萧
军偏不服气，在受了处分，去沈阳的火车上他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硬
是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这些，或许都是事实，或许带有若干“野
史”的成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但即使是后者也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情绪与愿
望：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软弱了。
最后，还有一点余文。这是萧乾（他与萧军同是１９４８年文坛上最引人注目
的人物）回忆的：大批判的热潮中，香港地下党也组织了一个批判萧军的展览，邀
请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参观。萧乾说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专栏’”：“罪证”
是用红笔圈起来的一张《文化报》，周围是一些“反苏、反共、反人民”等吓人的
标语，以及怒斥萧军“狡辩”、“抵赖”的批判文章。他一边看，一边心里在发抖：
尽管他此时已经“投向人民”，但仍心有余悸。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究竟
是有新闻检查制度好，还是没有好。一个人说：“没个检查制度，你只要写错一个
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祸！”而萧乾却暗暗决定：从此再也不要写社论。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1997年1 ）
战地歌声
——１９４８年 １０月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 ２４日晚，东北大决战进入了最后一刻：广阔的辽西平原
有数不清的人马，从四面八方涌来，朝着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
湘所在的胡家窝棚疾行赶去。追击的解放军与达命的蒋军，双方的队伍相互穿插，
乱成一团，飞机在空中盘旋，也无法扫射轰炸。四处有烟火，四处在混战，东一堆，
西一堆，蠕动在整个平原上。这其间，活跃着一支奇异的队伍：他（她）们手持扁
担、乐器，身背油印机，一路奔跑，一路吆喝，此时已顾不上、也无法作战地鼓动，
就忙着抓俘虏，一个小同志拿着一根扁担抓了一串，有的则奉命代部队看管被俘的
蒋军营以上的军官，等待黎明时把他们押送到集合地。……
这是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宣传队队员戴碧湖记忆中难忘的一幕。
南方战场上，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员、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剧作家的
漠雁，却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演出”，直到晚年还历历在目——“开演前，一排排
战士抱枪坐满广场。值星营长又下令：”各班逐个检查！‘各班班长拿过枪，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