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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乡下当了农民，过起不受
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
了延安。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
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
马。
抗战胜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萧军随大军回到东北老家，也算是“衣锦
荣归”吧。他在哈尔滨一地连续作了五十天群众性演讲，一天一场、两场以至三场，
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又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资助下，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
化报》，自任主编，报纸报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
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却不想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也有好
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
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一语道破了实质：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
时代，任何独立于党之外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都会被看作是向党”夺权“：领
导群众之权。前述毛泽东所说的”谁挂帅“，讲的就是这个原则问题：萧军与王实
味所犯的是同一个大忌。何况萧军无论在演讲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传他
自己那一套：”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
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
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这都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这
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的时代，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
夺话语领导权。天真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的萧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
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１９４７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
名叫《生活报》。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
用纯白报纸印刷的，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
萧军的感觉中，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同时得知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东北
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３０年代”国防文学“派
的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
《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
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其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
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一
窍不通的萧军却仍然读”不懂“向他传来的明白无误的信息，还是以他所熟悉的”
五四“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与处理他与《生活报》的冲突，仅仅看作
是宋之的等个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并立即进行反驳，希望通过正常的争论来明辨
是非；而根本意识不到宋之的们所代表的是中共一级党组织的意志，要求他的是无
条件的服从与自我改造，而不是争辩，和同时期的胡风犯了同一性质的”历史性错
误“。萧军既不听招呼（尽管是由于不懂），接着来的便是无情的公开揭露与打击：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６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
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
一一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而不往非理也》，文
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萧军写于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时的
旧体诗中”萁豆之煎“一语，给《文化报》及其主编萧军戴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
“、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
“”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
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
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但萧军仍不觉悟，还是坚持”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
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
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
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
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在他的批判者们
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整个党对抗。于是有了最后的”摊牌“：１９４９年５月，
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
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
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
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
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
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决定，从１９４９年
６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
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萧军一
人，成了建国后无间断的全民性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有《关于
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后来
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
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今人重读争论双方的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话语”的对峙，萧军所坚
持的“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萧军曾这样告诫年轻人：
遇到人生的曲折，“一点不要呻吟，更不要诉苦，至于希望别人的同情，这乃是弱
者的行为，我们，应该做一个强者”，这本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批判
者们却认为这是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谓“个人英雄主义”），与一切依靠
“集体（阶级，人民，共产党）”、“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人民的利益”的“集
体主义”相对抗。萧军在《文化报》上发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损人利
己的人心”，这显然是在发挥“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批判者则说他“专心搜
索太阳中的黑点，加以扩大、丑化”，是“对解放区人民的诬蔑和攻击”。萧军对
“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批判者的笔下，成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超
阶级观点，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至于萧军对“五四”爱国救亡主题的继承
与发挥，更是被批判者视为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如此等等。这里展开的
正是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战，批判者严厉指责萧军“向革命阵营中散布反动思
想，企图涣散与破坏我们的统一意志，混乱我们的思想战线，削弱我们精神上理论
上的统一与集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其结果是争论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
经济权力，根本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以维护“精神理论”上的绝对“统一与集中”，
树立“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样的结局与解决方式，影响是深远的。
人们在回顾这场争论时，还会注意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的一段话：
“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当真正建立了
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
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判决萧军“反对人民的统治”，显然不符合事实
；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实质性的，即知识分子与“新的统治（政权）”的关系。这
在１９４８年是一个迫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新政权
这一方，都是如此。这也是这场争论的要害所在。我们由此而注意到了萧军与批判
者的一场论战：先是《生活报》在批判萧军对苏联的态度时提出：“我们必须无条
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萧军则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拥
护苏联是‘有条件’的”：“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二，苏联是世界上首
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谊……对待被压迫民族——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国家”；
“只有在这两大前提条件下，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世界共产党，才
能‘无条件’拥护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这里所说，
自然不只是对苏联而已。它表明了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原则：他
们对一切——国家，政党，政权，学说……——的拥护、信仰、尊重都是“有条件”
而非“无条件”的。具体的说，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无疑是拥
护、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视为“反党、反人民、反新中国”的政治上的
反对派，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感。但他的拥护、信仰、尊重又是有条件的：第一，
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所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
“那些真正的好的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