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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我们共和国
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年有热情，惟有青年能够献身，也
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
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
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
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
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
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
“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
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
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
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
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
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
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
上，年青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
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
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
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
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
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
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
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
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
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
热中起“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
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天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
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
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
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
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
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
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惮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
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２０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
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
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但鲁
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
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
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
“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导
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
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
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
同情，但从他们受难的姿态中，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渗入灵
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
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被驯化，奴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
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
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
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一说出
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
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由从势
者到求道者的位移》、《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
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
我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的“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
安在？”的呼唤。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
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哭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
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
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
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哭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８０年代
末至９０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
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
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
８０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
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
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
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致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
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
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就
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
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
苦难。”“描述耻辱”所指的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
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的制度、
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
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
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
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
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本文是为摩罗所著《耻辱者手记》所作的序，原文７０００字。）
（原载1998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六十劫语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好像应该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这联想或许有些不伦不类。
第一截，从重庆出生，到南京，再进北京，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出京，算是入世
前的准备。中间十八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渡过的，其间经历了
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
一次爆发，又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
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
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
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
术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六十年”交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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