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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６浴啊豆鄄臁纷迦恕保�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储安平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①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做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作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①今天虽然见不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
“《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并不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但他们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②1949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1966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但在1978以来，在20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带有自由主义者的气质。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第二节 储安平、徐铸成的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提到的“不克担任”的撰稿人，就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①
徐铸成在《我的同乡》里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靳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①
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就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②
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不克担任”，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比较1957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出于无奈，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
第三节《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1）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