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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