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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埃杜瓦多忽然想起来，他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都是因为饿得发慌，他才变得那么迟钝，那么容易泄气。他立刻接受了邀请。经过了上午那一番感情的激动和劳累的奔波之后，他很想舒舒服服地坐在酒馆里的长凳上，面前摆上满满一大盘子好吃的，和一个跟自己同仇敌汽的同志畅谈一番。此外，由于上午遭到的冷遇，他正渴望得到同情，于是，他便非常热情地说：
“老兄，我一定从命！你简直是从天而降啊。这个世界是个猪圈。要不是我们还能跟朋友在一起呆上几个钟头的话，妈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小伙子们给若昂·埃杜瓦多起过一个外号，叫作“和平天使”。因此现在他说这番话的口气叫吉斯塔沃吃了一惊。
“怎么啦？近来不太顺利？跟努内斯那个富生闹别扭了，是不是？”他问。
“没有，只是有点儿怨恨。”
“可是，只有英国人才怨恨，我们跟它没关系！喂，朋友，你真应该看看《伦敦之恋》里的塔卜达！别怨恨了。吃点，喝点，把肚子填饱，你就不会再怨恨了。”
他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带进了酒馆，一边大声嚷着：
“奥索里奥大叔万岁！祝你健康，向你致兄弟般的敬意！”
酒馆老板奥索里奥大叔是个大胖子，日于过得心满意足。他衬衫袖于一直卷到肩膀上，肥白的光膀子撑在柜台上，狡诈的面孔胖乎乎的有些浮肿。他立刻对古斯塔沃回到莱里亚表示欢迎，他觉得他人看上去瘦了点，那一定是因为里斯本的水质不好，里斯本人在葡萄酒里搀了过多的食用染料。他能替两位先生送点什么菜上来？
古斯塔沃站在柜台面前，把帽子推到后脑勺儿，急于要把他那句曾在里斯本博得了满堂彩声的笑话说出来：
“奥索里奥大叔，给我们来一份国王肝、两份教士腰子，要烤的。”
奥索里奥大叔向来是对答如流的，他把擦盘子的抹布在柜台上嗖地一甩，马上回答说：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东西，古斯塔沃先生。这是京城里的高档名菜。”
“那就算了，你们这儿的人太落后于时代了。我在里斯本每天中饭都吃这个。好啦，没关系，给我们两份三明治加土豆——多加点儿盐！”
他们在一张由两块松木厚板拼成的桌子边坐下。一幅印花布的帘子把这块地方跟店里其余的部分隔开了。奥索里奥大叔很敬重古斯塔沃，觉得这小伙子很有教养，能尊重别人；所以亲自把红葡萄酒和橄榄送了上来，一边用他那肮脏的围裙擦着玻璃杯，一边说：
“喂，古斯塔沃先生，京城里有什么新闻？那边情况怎么样？”
印刷工人马上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用手捋了捋头发，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来：
“一切都还未见分晓。政治上卑鄙之极——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了，可是他们还没有联合一致——他们正在等着瞧西班牙的形势如何发展。形势肯定会发展顺利的！一切都看西班牙了……”
但是，奥索里奥大叔很害怕局势动荡，他曾经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了一笔钱，买下一个农场。他只希望国内太太平平。他最最厌恶的就是依赖西班牙人。两位先生一定知道这句谚语：“从西班牙吹不来好风，也带不来好亲事。”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古斯塔沃大声说。“提起把波旁家族①和皇帝、国会议员和贵族拉下台的事，就不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了，大家都是亲兄弟！大家都亲如手足，奥索里奥大叔！”
①波旁家族曾先后在法国（1589－1792，1814—1830）、西班牙（1700—1868，1874—1931）和那不勒斯（1735—1806，1814—1860）建立王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那好吧，最好的事就是举杯祝他们健康，开怀痛饮，这样才好做生意，”奥索里奥大叔一边安详地说着，一边挪动他肥硕的身躯，走出了那个小房间。
“猪秽！”印刷工人见他竟然对人类的手足之情如此无动于衷，大为震惊，不禁咆哮起来。话又说回来，对一个有产业的人，一个选举代理人，又能指望什么呢？
他哼着《马赛曲》，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他很想知道，这些日子他的朋友若昂·埃杜瓦多一直没上《地区之声报》去，究竟在做些什么？驼子说过：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从济贫院路拖开。
“婚礼到底定在什么时候？”
若昂·埃杜瓦多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也没定下来。出了些麻烦事。”接着他伤心地苦笑了一下，补充说：“我们吵过架了。”
“胡说八道！”印刷工人脱口便说。他耸了耸肩，表示一位革命者对于浅薄无聊的感情用事不胜轻蔑。
“胡说八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说八道，”若昂·埃杜瓦多说。“我只知道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他们把我给毁了，古斯塔沃。”
他停下不说了，咬着嘴唇，拼命想把奔腾激越的感情强压下去。
可是印刷工人觉得所有这些有关女人的事情都很无聊可笑。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年头。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劳动者，如果老是紧紧抓住女人的裙子不放，那他就是个饭桶——他就是出卖了自己！一个人心里应该考虑的不是爱情，而是怎样尽力把自由带给人民，把工人从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结束垄断，建立一个共和国！我们不需要呻吟，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需要的是力量！他一边狂怒地拖长了声音，一遍又一遍说着“力——力——力量”，一边对着侍者刚刚端上来的那一叠三明治，激动地挥动着他那因患肺结核而消瘦下来的手腕。
若昂·埃杜瓦多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起了往事。当年，这位印刷工人热恋着面包师傅的帮手朱莉亚的时候，跑到事务所来两只眼睛总是活像燃烧的煤块，一边发出可怕的叹息，一边僻里啪啦地打着字。他每次“唉”地一叹气，他的同伴们就轻轻地咳嗽一声，取笑他。有一天，古斯塔沃跟梅德罗斯为了这事还在院子里动手打了起来。
“听听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他最后说。“你也跟别人完全一样。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可是当你自己堕人情网的时候，你也和别人完全一样。”
印刷工人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自从他去过里斯本，经常出入于阿尔坎培拉的民主俱乐部，并且帮着罢工的香烟厂同伴印过一份宣言之后，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誓为无产阶级和共和国效劳的人了。他？他像旁人一样？他也在裙钗队里浪费时间？
“先生，你大错特错了！”他回答说。他怒气冲冲地啃着三明治，一声不响，神情阴郁。
若昂·埃杜瓦多生怕得罪了他，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喂，古斯塔沃，我们应该知情达理：一个人可以信奉他的原则，可以为了一项事业而奋斗，可同时他也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哪。”
“绝对不可以！”印刷工人兴奋地大声说。“男人一结婚就完了！一结了婚，他就会只想着养活孩子，再也离不开那个窝，再也没有工夫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他的小鬼们出乳牙痛得大哭大闹的时候，他晚上只好抱着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成了没用的饭桶，他出卖了自己。女人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的。她们老是提心吊胆，怕她们的男人会打架闹事，跟警察发生麻烦……。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手足被捆的爱国者！而且，如果需要保守机密呢？结了婚的男人是没法保密的！于是，一场革命往往就这样给出卖了。让家庭生活见鬼去吧！再来些橄榄，奥索里奥大叔！”
奥索里奥大叔的大肚皮出现在两块厚木板之间。
“我说，两位先生正在谈论些什么呀？是不是马伊阿集团要进区议会了？”
古斯塔沃把身子挪动到长凳的尽端，伸出腿去，大声打断他说：
“这个问题该由奥索里奥大叔来解决。请告诉我，我的朋友，你这个人会不会按照你老婆的意旨改变你的政治见解？”
奥索里奥大叔搔搔后脑勺儿，用精明的口气说：
“这点我可以回答，古斯塔沃先生。女人的头脑比我们来得清醒，在政治上，就跟做生意一样，按她们的意见去干肯定没错。我一直请教我的女人，我很乐意告诉你，她的话我已经听了二十年了，还从来没有后悔过。”
古斯塔沃从长凳上跳起来大声喊道：
“你出卖了你自已！”
奥索里奥大叔对于印刷工人爱用的这句口头掸已经听惯了，一点没有生气；他一向喜欢有问必答，因此便开玩笑地回答说：
“出卖，我可不这么说，不过你要是想把我叫作买卖人，那倒还差不离。你先听听我的劝告，古斯塔沃先生，你还是先结了婚然后再来谈论这些吧。”
“我告诉你，革命来到的时候，我就会肩上扛着步枪上这儿来，把你拖到军事委员会去——你这个资本家！”
“好啊，不过在那之前，除了痛饮，喝得一醉方休之外，可就没别的事好做了，”奥索里奥大叔说着，便安详地走开了。
“河马！”印刷工人咕哝着说。
他就爱和人争论。于是他又开始说起来，硬说受女人左右的男人在政治上是绝对不能依靠的。
若昂·埃杜瓦多伤心地笑了笑，这话他虽然不同意，可他并没吭声，只在心里想尽管他爱着阿梅丽亚，他最近两年却没有去作过忏悔。
“我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古斯塔沃大叫着说。
他举了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个自由思想家，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听从了妻子的话，每礼拜五斋戒，而且礼拜天还胳膊底下夹着祈祷书，步行会望弥撒！
“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我说，你对宗教的看法还算有眼光，可是我预料有一天会看见你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根蜡烛，跟在举着耶稣蒙难像的行列中往前走。当小伙子们在酒馆里谈天说地的时候，是不用为哲学和无神论付出什么代价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个又漂亮。又体贴的老婆，还要在家庭生活中实行这一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