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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都认为她们将会被送进监狱或刑场，执行枪决。弘子坐在那儿，紧闭着双眼，心里想着彼得，尽可能不去想死亡。她不怕死，但为不能见到他、不能再投入他的怀抱、不能坦诉她对他的爱而感到心碎。火车启动得很突然，有些妇女跌倒在地。也许，她想，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也许死了更好些。她又想起她小时候外祖母教给她的一些人生道理，那是“义理”，即维护家庭荣誉的义务。这是她欠她父亲的荣誉，她应该成为具有自尊、坚强和智慧的人，带着骄傲和坦然走向死亡。她也想到“恩德”，那是对父母和祖国的义务。她默默地起誓，不管她有多么害怕，多么悲伤，她决不玷污家族的荣誉。
车厢里很拥挤。不久，温度开始升高。她后来才听说，由于客车车厢不够，军方便使用了一些货车来装运他们。几个女人呕吐起来，但弘子对这一切已经木然，她坐在那儿，仅仅感到悲伤。
夜幕降临后，温度降了下来。火车没有停，她想他们也许不是在圣弗朗西斯科被赶下海去，而是被从华盛顿州或洛杉矶驱逐出去。她知道，在战前，开往日本的海船还可以从这两个地方驶出。也许别人说得对，他们可能直接被送往刑场，死刑比驱逐更加简单。挨着她坐的妇女一夜都在为丈夫和孩子哭泣不停。她和弘子一样，都是日本国籍。她刚到美国，仅仅六个月，她和丈夫到美国投靠表亲。她丈夫从事建筑行业，是个工程师，他和武雄一样，在昨天被送走。她的两个孩子和亲戚一起，更早一天离开。她的亲戚和礼子一样，是第二代日本移民。
弘子一整天都没去卫生间。火车终于在半夜停下时，她有些憋不住了。车外很黑，四周没有房屋。他们在枪口下被驱赶下车，让他们去解手。附近没有卫生间，没有树，没有遮挡，还有男人看着。要是在一个月前，考虑到个人的尊严，她死也不会去的，但现在，她顾不得了，像别人一样，她不得不解手。她极为害羞地回到车上，团坐在角落里，仍然抱着自己的箱子。此时，她几乎想到这箱子还有什么可保留的价值。如果她被处决，她根本就不需要礼子放在她箱子里的那条裤子，或者她带着的厚毛衣，或她父母的照片。她还有一张彼得的照片，这是在武雄将照相机上交之前给她和彼得拍的。他站在她的身边，她那时还穿着和服，很害羞的样子。这似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她很难相信他们才认识三个月，更难相信过去的生活多么平静。他们在家里生活，开着汽车到处游玩。他们有朋友，有工作，有计划，有梦想。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
她昏昏欲睡，列车又停了下来。这时，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色，她不知道是几点钟。卫兵打开车门，车外冰冷的空气涌进车厢。她一下清醒过来，大家也都挣扎着站起。外面有人大喊大叫，他们看到更多的卫兵，他们在用枪指挥人们下车，人们赶紧照办。弘子在跳下车时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有个妇女微笑着扶了她一把。她的笑容就好像是在黑暗中闪出的一束阳光，弘子感到她并非孤独一人。
“上帝保信你。”那个妇女用标准的英语说。
“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有人在附近加了一句。这时，刺刀指向了她们。她们赶紧按照要求跑向指定地点。
弘子又看到同来的男人们，在远处，她还看到有房子，但很难说出他们现在的地点，她听到一个男人说这是座兵营。之后，他们提着自己的行李，在士兵的看押下走了两英里。一路上没有其他人，都是士兵。在寒冷的空气中，人人嘴里都呼出哈气。虽然才进九月，但他们感到像是严冬。
“你还好吧？”弘子问一个老太太，她好像是病了。说完后，弘子才从她的目光中发觉她听不懂英语。她又用日语问她，老太太点点头，有些呼吸急促，她告诉弘子说她有两个儿子加入了日本军队，在美国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她儿子已在一周前被迁往曼滋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带她一起去那儿。她似乎病了，但她一点也不抱怨。弘子好心地拿过她的箱子，帮她提着。
他们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一幢大楼。有些妇女很愚蠢地穿着高跟鞋，有些人上了岁数，走不快。男人们已经早到了，他们排着长队，在青年士兵的押解下快步如飞，而上了岁数的老人就只能勉强地跟在后面，但刺刀不会让他们掉队。
进入大楼后，弘子就看不到那些男人了。她们被告知要在这儿等待审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们都被认为是“高度危险”的人。她们将在这里一直等到自己的身份被重新确认。上尉的讲话简短、严厉。之后，她们被送进牢房。她们带来的有标签的行李被没收。当卫兵递给她犯人的号服并告诉她换衣服时，弘子感到十分吃惊。
她们再一次失去隐私，不得不在士兵的目光监视下换衣服。她蹲下身子，换上发给她的难看的号服，她极力控制自己难堪的感情。号服太大了，她和其他两人一起走向牢房时，就像是个小女孩。
牢房里有三张铁床，上面铺着草垫，在角落处有一个无遮挡的便池，窗户上装有铁条。太阳升起时，弘子站在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她不相信还有自己的生活，或再拥有自由，不相信还能再看到彼得。她转过身时，发现另外两人都在哭泣。她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目光凝视着窗外的群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还会被送到哪儿。这是她的归宿。
以后的三周里，她们每日三餐，伙食很差，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她们中没有人再出现在坦弗兰时的肚子痛。弘子感到好多了，她睡得很多，她下意识地将床上的垫子编成日本式的草垫。她还将能找到的一些小纸片折成纸鹤。同室的另一个妇女找到一些线，她们将弘子的纸鹤挂在窗前。
已经进入十月份，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谁也不知道自己或别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弘子听说男人中有人自杀，但妇女们似乎更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多数人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终于，一天，弘子被提审。
他们想了解她弟弟在日本的情况，想知道弘子是否有他的消息，她弟弟是否在战争开始后寄过信来，她是否知道他在日本空军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唯一的消息是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通过领事馆转给她的。她父亲说裕二参加了空军，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告诉他们裕二的名字、年龄，还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他。但她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做到不伤害他，两国在交战，他在日本空军服役，很难和他有接触。
他们问她父亲的情况，想知道他在大学教什么，他是否有激进的想法，或是否参与任何政府事务。她微笑着回答他们，他是个梦想者，他的想法有时甚至比他的许多同事都更加超前。但他不是激进分子，不介入政治。她将他描述为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对古代和现代史都非常感兴趣的人。她父亲的确如此。
他们又强迫她谈谈武雄的情况，以及弘子对他的行为、他的朋友、他的政治思想的了解。她说，据她所知，他只是个教师，是个好人，忠于家庭，她没有听到过武雄有任何反对美国的思想和话语。她强调说他一直想成为美国公民，他自己实际上认为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经过几天的审讯后，终于有一天，她早已想到他们会的，他们问起了彼得。她唯一担心的是怕他们听说或发现在坦弗兰那个小小的婚礼。她知道即便是那个象征性的、没有经过这个州批准的仪式也会给他造成麻烦。
她说他们是朋友，因为他是武雄的助手，常到武雄家来，她和彼得是这样相识的。她没有过多介绍，他们也没问。他们想知道她是否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们知道他来过信，并将他的每一封信都做了记录。她回答说收到过，但所有的信都被审查过。她说他的最后一次来信是在他离开新泽西的迪克斯要塞时写的，他说他将被派往英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服役，但从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将她的回答都做了记录。审问她的是两个年轻军官，他们不止一次点头，肯定她的回答。她讲的都是实话，无虚假内容，神情镇静。
“你想回日本吗？”
“我父亲希望我留在美国。”她轻轻地，十分小心地回答问题。此时，她已经不再害怕是否会被遣返，或被处决，她只想不玷污家庭的名誉，不伤害彼得。
“他为什么要你留在美国？”他们对她的回答突然很感兴趣，问到了事情的实质，不兜圈子，直截了当。
“他给我表叔来信，认为我在这儿更安全，希望我能完成学业。”
“你在哪儿学习？”他们看上去有些惊奇。他们以为她是个佣人，或是个农民，但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看法。
“我在圣安德鲁学院学习。”
他们马上记了下来。
“那么，你想回日本吗？”他们的口气似乎是说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他们就会送她回日本一样。但她不想回去。他们曾提出过将那些愿意返回的人送回日本，还允许那些已经加入国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送他们回到从未到过的日本。战时重新安置局也提出要给他们在战时军工厂安置工作，但多数人不接受，他们害怕被送往陌生的地区，害怕在那些工厂工作，怕会受到折磨。在集中营生活似乎好些，他们在那儿有熟人或亲属。
“我希望能留在美国，”她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我不想回日本。”
“为什么？”他们追问。虽然他们在互相开玩笑时说过她多么漂亮，但仍怀疑她。她有着十分吸引人的气质，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凡的举止。
“如果可能，我想帮助住在美国的亲戚。”她还想说她留在这儿的目的也是因为她有了彼得，但她没有说。她说她热爱美国，这是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