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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条法案在实践中几乎不起作用。但有些人，如武雄和彼得，感到这仅仅是第一轮战鼓，真正的危险会在不久后出现。目前，政府已经实施了宵禁、限制、特别通行证条例。不管这些日本人他们的历史如何不同，他们都受到一样的对待。现在，军方有权将他们驱赶到任何地方。总统令发布后的最初几天，日本人被要求主动离开，他们可以卖掉房子和生意，迁居到别处去。
日军潜水艇在二月二十三日对圣巴巴拉油田进行的一次攻击使事态更加恶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但它实际上却触动了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人们的最后一根神经，这正是德·威特将军所喜欢的。现在，一切都清楚不过了：目前美国受到日本攻击，那么每个具有日本血统的男人、女人、小孩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那些主动离开的日本人在新迁居地也没有受到热情接待，相关州的州长愤怒不已。多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人决定留下来不走，他们在这儿有家庭、生意和生活，没有人愿意主动离开。
这些天来，武雄听到各种各样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觉得有必要与礼子商量对策。人们似乎被绝望的浪潮推到顶峰。礼子对“自愿”迁居的说法感到害怕，她一生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孩子们也和她一样，他们最远也只到过洛杉矶。她特别害怕迁往东部，或中西部，或其他地方。
“武雄，我不想走。”他们听人说过迁移的经历。无论他们迁往何处，都感到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只能又回到圣弗朗西斯科。“我不走。”
武雄不想跟她说总有一天还得走。他和彼得常常讨论这事。要是必须迁居怎么办？当局极不情愿看到在海岸边上住着这么多日本人。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日本人走得越远，他们就会越安全。
三月末，在华盛顿州，武装士兵进入日本人生活区，要求他们在六天内卖掉房子和生意，并到当地集市广场报到。在哪儿，他们被临时扣留，等待重新安置。但无人知道会去哪儿。军方说要给他们建立营地，但也无人知道在哪儿建，或者是否会建，似乎一切都是流言蜚语。所有日本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沉默之中。
“这样的事会发生吗？”晚上，临上床睡觉时，礼子问丈夫。消息似乎并不确切，也难以令人置信。但后来报纸上刊出的照片证实了消息是准确的。照片上，孩子们站在行李旁。他们衣服上面都挂着标签。老人、妇女在哭泣。当地的居民得胜般地站在写有“日本佬滚出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标语边围观。这是一场噩梦。
“我不知道，”武雄希望自己有勇气说假话，可他做不到。“我想会的，礼子，我想咱们得做好准备。”谁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他们也不例外。
尽管情况如此，他们还是照常生活。孩子们照常上学，礼子和弘子做家务，武雄到学校上班，假装为彼得工作，肯做完功课后和女朋友呆在一起。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仍然很难相信生活会发生改变。
那年春天，彼得和弘子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她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她不想让父亲失望。她尽可能多读书，读政治、艺术、美国历史，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学英语。她的英语进步很快，思想也成熟了许多。圣安得鲁学院的经历使她受到很大伤害，但也教会她一些事情。除了一封校方的正式信件外，她再没有听到过同学的消息。信上说校方对她的离去感到歉意，仍认为她是个好学生。她哪科都没学完，花费在学校的时间和父亲交的学费都白费了。她计划着，想在有机会时将失去的时间和学费替父亲找回来。她曾几次向彼得说出自己的打算，彼得对她的想法表示同意。她设法努力对没能完成学业而感到的耻辱做出补偿，但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失败了。
春天，她将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一尘不染。如果能找到作料，她就为全家人做日本传统风味食品。孩子们不吃，但礼子和武雄很喜欢，她用了所有从祖母身上学来的技艺，她喜欢教给彼得有关自己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彼得越来越对她所说的东西感兴趣，也越来越被她那温柔、持家的能力所吸引。而弘子却在努力学习彼得的方式，喜欢和他讨论工作及他在大学所教的课程内容。他俩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交谈中。
“你们有什么打算？”武雄在四月的一天问彼得。很显然，彼得深深地爱着弘子，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无能为力。这和他与礼子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相处六个月后就结婚了。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彼得和弘子根本不可能结婚。
“我不知道。”彼得坦城地回答。他想过带弘子到另一个州去结婚，但还不能肯定她是否愿意。她父亲的同意对她来说十分重要。她还不完全了解彼得，她现在连信都不能写，她有时特别想家。“我本想在夏天去日本见她父亲，和他谈谈，看他是否真的具有你们一直认为的开放思想。由于珍珠港事件，这些计划都被丢到窗外去了。
“战争可能会打几年。”武雄很悲伤。
“如果得不到她父母的同意，弘子不会同意结婚的。”彼得忧郁地说。
他将在六月参军。招兵部门同意等他到六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因为他现在是系主任，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权力。虽然弘子还和田中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彼得不想离开她，不想让她失去某种保护。即便没有发生战争，他也要和她结婚。但她一直坚持要等待她父亲的同意。“你认为他们会在这儿驱逐日本人吗，武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在西雅图发生的驱逐事件，尽管军队都一样，但那是个不同的州。
“我已经不会思考了。我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整个美国都失去了理智，都对日本发狂。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并不怪罪他们，我们在和日本进行战争，他们有理由怀疑外国人。这就是疯狂的原因。”自愿参军的美籍日本小伙子不是被派到厨房工作就是被送回家，没有一个被派往战斗部队。美国对第二代日本移民毫无信任感。目前，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改变观点。“我希望能找到答案。我想，要是他们真想驱赶我们，我会打好行李，去新罕布什尔州。但我一直希望事情能平息下来，我能再找回我的工作。”他对这个年轻的朋友毫无恶意，“希望他们说对不起。不过，我知道自己很傻。”
“不，你不是在胡思乱想，很合乎逻辑，如果情况有所改变，其他教师肯定会同意你恢复原职的。”彼得说。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弘子，他想用结婚来保护她，不让她受到恐惧、歧视和不安的伤害。但他知道，就是带她出去吃饭或看电影时，他也不能做到保护她。他总是害怕有人会冲过来，向她吐口水，或说什么，或大声叫骂。他们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他日本人也遇到过。那周，弘子在商店里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武雄告诉她以后只能在日本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这样才会安全。彼得听到后对她极为担心，尤其是他要当兵走了。这时，他又提起结婚的事，可她无法与家人联系上，这事不可能。就是联系上了，他们可能也不会同意。如果弘子和别人结婚，他甚至会自杀的。他不能离开她，不能看不到她的脸，她的头发，她轻巧、优美的动作。她似乎是一只蜂鸟，在他的周围飞舞，吸引着他，给他送来吃的，倒茶，微笑，告诉他有关苔米的趣事。弘子喜欢孩子，喜欢苔米。彼得越来越想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和她生孩子。谁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心。
面对发生的事情，弘子表现得很勇敢。她仍然那么安静、坚强和平和，她从未暴露出她的痛苦，总是让彼得和其他人感到她平安无事。
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武雄都为他俩感到不安。他俩的未来之路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
接下来的一周，礼子的亲属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她住在弗雷斯诺的表亲被送到特米诺岛，但过了两周之后，又被送到洛杉矶的一个集中营。他们离开时，军方告诉他们在三天内卖掉东西。他们的财产几乎都被处理光了：房子仅卖了一百美金，放弃了汽车和大片为母亲节种下的鲜花。
“这不可能！”礼子流着泪给武雄读着他们的来信。“三天之内，怎么可能？”他们和好几百人一起迁居，被暂时滞留在集市的广场。他们觉得来信中有不太可信的内容，也就没有特别在意。但三周以后，驱逐令传到帕罗·奥德。他们被要求在十天内卖掉自己的房子、生意、汽车，收拾东西，准备迁居。每家的“负责人”必须到邻近的民政协调站去报到。在帕罗·奥德，民政协调站是个破旧的佛教庙宇，“负责人”应到那儿去等待进一步指示。他们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
武雄是在学校听到这个消息的。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些招贴海报，他小心地读着上面的内容，心里痛苦不堪。到了第二天早上，报纸证实了海报上刊出的内容。
彼得来到家里帮忙，他又和武雄一起去了民政协调站。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所得到的消息并不比他们告诉武雄的更多。离迁居的最后日期还有九天。全家人都必须到圣布鲁诺的坦弗兰体育场集合。每个成人可携带一百五十磅重的行李，包括被褥、化妆品、四季服装；每个孩子可以携带七十五磅重的东西，但每个人都只能带自己能够背得动的行李，这就使规定的重量成为一句空话。一个五十磅体重的孩子根本背不动七十五磅重的箱子或旅行袋，而礼子、弘子和肯也背不动一百五十磅的东西，所以限制的重量规定一文不值。
武雄为每个家人都领取了一个标签。他们问他家里有没有老人和病人，如果有，就发给更大一点的标签。手里拿着发给他的标签，听着他们的要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每个人和每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