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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天生就是这样。
重庆人挣钱不多，但特别容易满足，尤其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满足。他们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似乎都体现在了饭桌上。每次我到舅舅家或者黄阿姨家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弄了一大桌好菜。一顿饭吃完，我基本上都是吃到嗓子眼儿了，两口茶刚喝下去，他们又问了：“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真没办法。
重庆人特别热情，但似乎又太不善于表达热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后，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我的重庆朋友没有几个会说话的，尤其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只有处的时间长了才能用心感受到。我离开多年之后回重庆见亲戚朋友，一般来说，那么多年没见面了，总会热情拥抱或者寒暄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跟昨天还见过我一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都刻在心里。
3、自恋的重庆人
重庆人的性格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恋。他们有一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最典型的体现是美食和方言。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川菜和四川小吃（重庆菜也算在广义的川菜里了）。重庆人因此对他们的美食特别自恋。自恋到什么程度？只要有重庆人调到外地工作或者移居外地，重庆老乡碰到他们都会问：“那地方的菜怎么吃啊？怎么吃得下去啊？吃那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啊？”并且你会发现他们在说这番话时发自内心的同情溢于言表。重庆人其实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偏偏很难接受外界的食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重庆菜才能生活。我妈离开重庆都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重庆老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及上述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听到重庆人夸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
这种对饮食的优越感和他们的狂热天性一样，和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从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全都一个样。重庆日报社、重庆电台，这都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因此我也觉得特别奇怪—难道他们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吗？没有吃过川菜以外好吃的东西吗？
而说到重庆的方言，重庆人的自恋更是近乎滑稽。我至少听一百个重庆人说过：“其实我们重庆话，还是很像普通话的。”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广东话和东北话的区别那么大！”而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很像的绝不是个别人的感受，那几乎是重庆人的集体意识。我每次不赞同他们意见的时候，所有重庆人都很吃惊，这也就让我更加吃惊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被彼此震惊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你要不信，可以到重庆去，随便找个人跟他说“我认为重庆话很像普通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说：“对对对，你说得特别对！”
4、袍哥式义气
重庆人很江湖，特别讲义气，可能多少有些受袍哥文化影响。在很多重庆人的逻辑里是不是朋友是特别重要的标准，相比之下，是非标准反而淡一些。比如，打女人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怎么能打女人呢，肯定不对啊！可是到了很多重庆人那里，如果是朋友打了女人，他们会说：那也得看那女人该不该打。但如果换作不是朋友，他们会义愤填膺地说：这他妈是啥子男人哦，简直是畜生，男人啷个可以打女人呢？！
说到江湖义气，又让我想起酒。重庆人喝酒不像其他地方，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一杯，我再敬你，你再敬我，如此你来我往。重庆人喝酒必划拳，输的喝。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风俗，大夏天的，十个八个朋友一桌吃火锅，又烫又辣，想喝点儿啤酒，不行，得划拳，输的才能喝。那一套划拳的酒令跟说相声一样，重庆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会。因为我刚学，划拳总是输，只能自己一杯杯地喝。几圈下来，旁边有人喊了：“哎呀，这个酒你也不能一个人喝嘛，天这么热，也让我们喝几杯嘛。”
重庆的酒令也很有意思，一套一套的，从一到九，都有说辞，说辞还很幽默，有历史，有现实，当下最流行什么，重庆人都能与时俱进地把它融入酒令里。可惜我就是学不会，也没记住。我只记得这么一段：“酒酒酒（九九九），好朋友，万事莫过杯在手，我愿长江化作酒，有朝一日跳到江里头，一个浪子一口酒。”这要用重庆话说出来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到重庆去玩儿，可以留意一下他们划拳的酒令，绝对是一种有趣的酒文化。
5、吃不够的小面、凉面
全国人民爱吃川菜，不仅因为它好吃，而且因为它大众。川菜的材料基本上都不算高档，大多是猪身上的东西，贵不到哪儿去。同样的钱请人吃川菜能摆一大桌，而请吃粤菜，可能就只有两道菜。
川菜让人迷恋的原因都在调料里，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吃的是作料”。重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也不是火锅，而是路边摊上的小面和凉面。小面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素面，作料是关键。我小时候的小面是六分钱一两，我一般吃二两就够了。那种味道对我来说，至今想起都是幸福的味道。
前几年回重庆，我出去逛街或者上亲戚家串门儿，回外婆家的路上是一路走着一路吃着路边的凉面回去。重庆路边摊上的凉面都是用小碗装，面很少，基本上就两筷子的，但调料放了十几样，一碗面两口就吃完了，辣得心脏都疼。我接着往前走，买一瓶冰饮料，咕嘟咕嘟喝下去。大约过十分钟心脏不疼了，嘴唇和舌头也恢复知觉了，又看到一家卖面的，再来一碗，又是两口吃下去，又辣得不行，接着再来一瓶饮料。就这样，一路走到家也吃饱了。
上次回重庆我特别想吃小面，一大清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着，热情的司机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竟然带我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小面馆。我高兴坏了，热热乎乎的一碗小面吃下去，幸福感就在心里和胃里荡漾了一整天。
关于小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把所有的作料都原样给你，到南京就弄不出那个味道。我妈曾经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回重庆参加活动，主办方问我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我的回答全都是：有，小面！
南京也有很多种面，但那基本就是酱油面，加块大排叫大排面，加块小排叫小排面，加大肠叫大肠面，说起来有几十种，其实面都是一个味道。而重庆的面虽然就三四种，但不同的作料却调出了截然不同的口味。相比之下，南京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第六章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