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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2、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干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那所小学校也是老式的筒子楼，一楼是部分老师的宿舍和仓库，楼上是教室。我一旦上课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就会被老师留下来，一留留到中午。老师回宿舍吃饭了，还不忘把我带到他们家去接着罚站。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我就靠着门在边上站着，饿得几近昏厥，脑子里幻想了无数遍冲上去掀翻这一桌饭菜或者吃光这一桌饭菜的情形。筒子楼里常年黑咕隆咚，大中午都见不着一点儿阳光，在昏暗的光线下，我饥肠辘辘地看着老师一家人吃饭的这一幕，现在想想我都可怜自己。更惨的是，等外婆找到学校来，我手肿着，人饿着，回了家接着又得挨一顿打。
那时候因为调皮我没少挨打，但因为成绩还不错—我整个学生时代也就小学成绩混得还不错，也没少得到奖赏。当时，学校发的奖品一般是两支带彩色橡皮头的铅笔，那就算高级的了，普通铅笔只要三四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好像是八分钱。
那个年代，学校教室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被喊到名字的同学上台领奖的时候得先给毛主席、华主席鞠个躬，再给老师鞠个躬，之后才能领着奖品下去。这个风光的过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没过多久，再上去领奖的时候，华主席的画像没有了。又过了两年，也不用给毛主席鞠躬了。
当然，成绩不错并不能掩盖我太过调皮的光芒，老师们也因此很不看好我，只有我的第一个班主任董老师对我很好。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特别喜欢我，那时候她就跟别的老师说，孟非这小孩儿将来准会有出息。现在看起来，老太太还是相当有眼光的。可惜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我曾经暗暗在心里想，我要是当了皇上，一定追封她老人家为国师。
二十五小的学习生活到我上四年级时结束了，我家举家搬到了南京。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灰暗。就从我那一届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五年级就毕业了，到我这儿就变成要上六年了。
3、看星星斗蛐蛐夹竹桃做伴
小时候，我常去江边玩儿，捡鹅卵石往水里打水漂。也经常在山坡上想着法子把野草打个结，小朋友各拿一头，看谁能拽得过谁。等到漫山遍野的夹竹桃开花了，我们就满山跑。夹竹桃属于灌木，川渝一带特别多，不开花的时候很难看，一开花就是大朵大朵的，粉红色、大红色，一开一片山，到处可见其绚烂。直到现在，我看到夹竹桃开花仍然觉得特别亲切。
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童年还算是很有些意境的。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们的童年很无趣。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片敞亮的天空可以让他们仰望蓝天白云，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望着满天星斗发呆。没有蛐蛐儿的叫声，也没有野花的摇曳，没有白天突然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也没有夜晚在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感受过听见小巷深处传来叫卖声的兴奋。现在的孩子已经远离了大自然的环境，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奥特曼、变形金刚、超人、蝙蝠侠和蓝精灵这些已经不具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价值的东西了。
不过，小时候的我是盼着城市快快变化起来的。隔江而望，对面有个水泥厂，厂里的两个烟囱成天冒着浓浓的白烟。这在今天看来是面目可憎的东西，但是在我小时候，我由衷地觉得那是发达、繁华的象征—大工厂、大烟囱，只有城里才有，农村没有。
第三章我的外婆（一）
在重庆的童年岁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爷爷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电视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妈妈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个高干招待所工作，后来到一所离家很远的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庆日报社上班。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到西安电视台和爸爸团聚去了，我就被彻底丢给了外公外婆。
1、好强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妇女，只有初小文化。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搞妇女解放运动，街道的妇女主任说妇女现在都要工作，不能当家庭妇女，于是外婆就响应号召去工作了。当时的新华日报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条街上，于是外婆就去了当时的新华日报社。后来新华日报社迁到南京，重庆原来的报社成了重庆日报社，外婆就在那里，一直干到了退休，现在是重庆日报社还健在的员工中资历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地生活了一辈子，左邻右舍的关系都特别好，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都知道他们。直到前些年，重庆日报社分福利房都还有我外婆的指标。早先根据工龄，外婆买了报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回重庆时看过，有一百零几平方米。外婆让我猜猜这套房子要多少钱，我说：“哎哟，您工龄那么长，估计十万八万吧？”外婆无比骄傲地告诉我：“一万！”
我得说重庆日报社是个独树一帜神奇的单位，福利和人际关系温暖得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顶职”，爸爸退休了，儿子进报社，有的儿子、儿媳都进去了，一家人好几口子都在报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学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庆日报社的。用我妈的话说，重庆日报社有点儿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国企都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的温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也还算正常。上次回重庆见到那些从小一起玩儿的小伙伴，他们现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经是报社的中层领导干部了。其中有一个姓白的哥们儿，现在是报社车队的副队长，他在酒桌上喝得有点儿高了，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没得啥子说的，下回儿你再回来，我派凯斯鲍尔去接你！”我震惊了：“我回来就一个人，用不着大客车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哎呀，车子大点儿，里头空气好点儿嘛！”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