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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八日的《非诚勿扰》中，当一位男嘉宾因为开了一个玩笑被误解而失败退场后，乐嘉对孟非说了这么一句话：“很多人在表达幽默感的时候，经常会被别人曲解……你每次说话，都能非常精准地传递你极其细微的那些幽默感，你是怎么做到的？”节目中孟非没有回答这问题，显然乐嘉也不是真想要问出个究竟来，因为这毕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能力。
我的一个同事，一位六十多岁的文科教授曾感慨地跟我说过：“孟非的表达能力太强了！同样的感触，他总是能以最精确、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一语中的。换了我，意思可能也能表达出来，但没他那么准确和简练。”不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生活中，孟非突出的表达能力一直是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追求通俗易懂，让传播变得通畅无阻，一直是孟非追求的目标。他曾经讽刺过故意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懂的“浅入深出”型的人：“知道他们所说的‘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殖器官作用于审美主体，从而产生审美愉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花开了，好看’！”在《非诚勿扰》中，“他的意思是说”是孟非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言，这也正是他坚持平民化立场和通俗化表达的最佳注脚。
本色之三：平等交流、言行得体
我总觉得，《非诚勿扰》就像是一场目的明确的“宴请”，在主办方的精心组织下，男女嘉宾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秀出自己以达到交友的目的。它既不能像朋友聚会那样恣意随性，也不能像商业谈判那样严肃拘谨。主持人既要避免可能会出现的冷场，以保持场面的活跃和轻松，又不能喧宾夺主，让嘉宾成为被摆布的棋子。同时，由于嘉宾们来自各行各业，其社会地位、人品修养、文化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甚至每个人都可能代表一个群体的特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得罪一大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主持人言多不失并在笑声中把事办了，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的挑战，孟非以人人平等的立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言行得体的高情商成功应对，不但化解了可能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还在不经意间传播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从刚才二十四号的表现，我们理解了四个字的含义：争取幸福！”
“这个世界上，成功对一个男人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未必是唯一重要或者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他们在乎我们的感受，与我们是否成功无关。”
“拒绝是我们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都会遇到的情况，无论是委婉的还是直截了当的，都应该记住一点—尊重别人。”
“看起来你的运气是差了点儿，别太在意。”
……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寓教于乐，不是任何一个主持人能做到的，但是孟非确实一直在践行。有的新闻主播，可能只会说教，有的娱乐主持人，可能只会搞笑，而真的能将一肚子墨水喷洒得如此有格调的，目前我只知道孟非。”
美国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能认识和激励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在我看来，这些特点孟非身上几乎都有，这也正是他能够胜任《非诚勿扰》节目并提升节目品牌影响力的内在保证。
应当说，《非诚勿扰》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诸如节目定位满足了“剩男”、“剩女”泛滥的语境下的社会心理需求；“剧情＋话题”的模式使节目节奏感强、悬念感强、现实感强、信息量大；音乐、舞美配合恰当……然而，即便不论“主持人是一档节目的形象符号”这一命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孟爷爷”的强大气场对节目的贡献。
如今，孟非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单是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就有好几百万。有一次，凌晨时分，他发了条微博：“我没睡呢，有没睡的都来说说，这会儿在干吗呢？”半个小时之内，评论就有上千条之多，当真是一呼百应！如此盛名之下，孟非却依然能冷静超然，不失本色：“我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很被动，听天由命。”
正像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样，孟非最可贵的，是在红地毯上走多了，却依然能很适应地走在马路上。
第十四章爱上新疆
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部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据导演说，在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苏北海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其实这些事我也不懂，就是觉得那是个传奇的老先生。
苏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是张治中的幕僚，二十来岁就进了新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年他竟然还是一口地道的无锡方言，没有一丁点儿新疆口音。“文革”前后，他几次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放，放了关，具体关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就这样前后被关了十五年，其间还跟王洛宾在同一个牢房里关了快十年。
一个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老先生，在我们摄制组简直就是我们随时备查的新疆百科全书。在新疆拍片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在车上我曾经跟苏老请教过一个问题：新疆有个地方叫轮台，很多诗里都提到了，比如唐朝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再比如宋朝苏东坡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这些诗里提到的“轮台”是一个地方吗？老先生本来一直昏昏欲睡，听到这个提问一下子来了精神，对我说：“孺子可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轮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书，你看了就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很多古诗，尤其是塞外诗都提到过轮台，不过那些诗里提到的轮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汉朝时说的轮台和唐朝指的轮台就不同，汉轮台在天山之南，唐轮台在天山之北。此外，后来还有清朝以后的轮台以及泛指西域轮台的不同分类。苏先生所赠那本收录了《轮台古今考》的书至今还在我家里。
那一次提问之后，我对苏先生也更为景仰了，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后来我又发现苏先生还有过人之处—饭量。别看老先生年近八旬，可他的饭量可不比我们这帮年轻人差。那时我一顿能吃一大盘“拉条子”（新疆人对“过油拌面”的俗称），特别饿的时候吃完了能再加一点儿，但苏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盘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张彤，徐州人，比我大几岁，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导演拍电视纪录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对新疆那块土地却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深沉的热爱。后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刚去摄制组的时候，张导对新疆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表现出来的向往和痴迷，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结束了新疆的拍摄后，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我对新疆的热爱可能已经超过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热爱新疆的同路人。
我对新疆的感觉之所以前后会差得那么大，完全是因为那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让人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永远无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乌鲁木齐大概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几十个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个月里我目睹并感受到的各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历史渊源的传承以及各种罕见地貌的壮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当地人，可以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和他们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节，我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克里雅人一起过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体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养育他们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这不是一个旅游者去新疆玩儿上十天半个月便能够体会和收获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现在再去一次，不论以什么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当年相同的感受了。
余秋雨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灵魂上的接触，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从心底里认同这句话了。
我曾经去过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它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没能带给我像新疆那样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希腊和新疆没什么可比性，那就说九寨沟、黄山吧，那里的山水美不胜收，但和新疆比，它们在我的心里仍然缺少些能触动心弦的东西。
我甚至坚定地认为，我对新疆的热爱中有某种宿命的东西，它在我的骨子里，不为人知，也很难被表达，那是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出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黄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来有一种灵魂被一击而出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
喀纳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和赞叹，在茫茫戈壁上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是我过去只在小说和诗歌里想象过的意境。到新疆半个月后，我们出发到喀纳斯湖拍大红鱼，这是我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