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当时她根本没有和小孩儿的爸爸结婚。
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第二天，当我赶到军区总医院时，小鲍洋的病房门口已经全是人了。护士说，节目一播完就有观众跑到医院来看孩子了，还有人当场捐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影响已经很大了：小孩儿的病情如何，治疗费用如何落实，有没有后遗症，打人的凶手在哪儿，如何惩处等，都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这条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自然要给公众一个交代。频道为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个栏目，把时间和记者人力都抽调了过来。等到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我已经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写稿和剪片，让同事们出去采访、拍摄。到第四天，演变成我只能睡在单位，同事们拍回来的录像带铺了一地，剪片子的时候找镜头都要找半天。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四期，我还记得上字幕时，第一期职员表是记者孟非，摄像疏洵；第二期记者名字就有六七个了；第三期，记者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到最后一期，字幕几乎就是当时整个频道的人员花名册，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钟。
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头采访市民，一问都看过这个报道。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当场就捐款，我们一一登记，并把捐款在节目上公布了出来。结果忙中出错，最后交上去的钱和登记的钱差了一百块，我和摄像只能自掏腰包补上了。
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他审片时骂我已然成为我们那层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人觉得干了一天活儿很累、很无聊，听完主任骂我就觉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审那条片子时竟然流下了眼泪。
最后，这个“继母”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后来听说，当时派出所只是准备关两天就放人的。
走出低谷。
《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1、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实话实说》的栏目了。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面对面》、《生活空间》。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但在中国这两个话题都不可能放开谈。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打折骗局”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有很多次领导看了我的台本后说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写话剧啊？”本来谈话节目就不需要什么台本，是领导非要看台本，我怎么办？
很快我发现，台本真是不用写的，因为这种节目如果请对了嘉宾，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也能说得很好，要是请的人不对，台本写得再好，节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个话题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嘉宾，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说：“你那么想出风头吗？”我没吭声，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自己讲的还有点儿意思之外，其他嘉宾的话我都想剪掉。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节目嘉宾，逐渐上了瘾，一来不必写台本了，二来还能多挣两百块嘉宾费。
就这样混了一年多，主任没少骂我，说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样，但这并不能让我沮丧。让我沮丧的是，那时的江苏台财务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一线记者、编导们半年才能报销一次。那一年我穷得跟什么似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抽屉里永远装着厚厚一堆等待报销的发票和稿费单。一想到那个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终于有一天，《走进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兴。我被调到一个新开的体育新闻栏目干老本行—尽管我并不懂体育，但还是高兴了一阵。更让我走狗屎运的是，去了没多久，那个栏目的制片人就被提拔了，调走了，栏目组剩下的人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于是在领导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当上了制片人。
2、新总监高抬贵手
当了一年制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领导班子大调整，景志刚成了我的领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景志刚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人。当时景志刚调来我所在的城市频道任总监。一来就要求所有的栏目制片人重新报名，竞聘上岗。我生性懦弱，惧怕一切竞争，也不想去竞什么聘，就壮着胆子跑去向他汇报：“景总，我现在是体育新闻栏目制片人，你要觉得我能干，我就好好干。你要觉得制片人我干不了，我还可以干记者，干记者不行，我还可以干摄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频道待着。”他没有任何表情地听完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竞聘了，继续干吧。”
主持生涯。
从二〇〇二年坐上《南京零距离》的主播台，到二〇一〇年调到卫视做《非诚勿扰》，我干了九年的新闻主播。
1、主播“零距离”
那时我做的体育栏目，收视率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〇〇二年景志刚创办了在中国电视界名噪一时的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他把我从体育栏目调出来，去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这在当时无论对台里还是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起用一个非播音主持专业的光头来主持一档直播的新闻节目，这在中国电视界是没有先例的。
用一个光头做服务类或者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可能不算什么，但让一个光头坐在省台的新闻主播台上，无论怎样都有点儿石破天惊的味道，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而需要魄力的地方，还在于《南京零距离》打破了地方台新闻通常最多二十分钟的惯例，它一播就是一小时，还是直播！很快台里就有人说：景志刚疯了！
一开始《南京零距离》是不被看好的—团队就是个杂牌军，所谓的新闻精英都在新闻部呢。当时“零距离”的总监不是搞新闻出身的，记者队伍中也有一多半儿不是搞新闻的，主持人最可疑—既不是学播音的，也不是学新闻的，基本上属于什么都没学过。当时让人们觉得更离谱的是，景志刚把这档一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的时段放在了晚上的六点五十至七点五十。有人就说，把地方新闻节目放在这个时段，简直没有常识。七点至七点半是央视的《新闻联播》，这无异于放弃了一半的收视率！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南京零距离》开播不到一个月，收视率就进了尼尔森调查数据的前五十名，两个月后就成为江苏地区能收看到的所有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并保持了数年之久，成了中国电视界的“零距离现象”，掀起了中国“民生新闻”的浪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受众没有天生的收视习惯，受众的收视习惯都是被强势媒体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不是天生在七点至七点半要看新闻的，是央视把《新闻联播》放在七点至七点半，所以中国人就有了这个条件反射似的收看习惯。加上全国所有省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的规定，所有电视台就习惯性地放弃了这个时段。其实，如果你足够强大，敢于挑战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些貌似强大的东西其实很脆弱。至于景志刚为什么选中我当《南京零距离》主持人，我很怀疑他是在我当体育节目制片人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才能”。
当时每周一要开制片人例会，制片人要挨个儿汇报上周的工作情况，再报告下周的工作计划。我那个节目是整个频道最无足轻重的，说话也没分量，所以每次开例会，别人在说正经事儿，只有我没有正经事儿，尽扯淡，但我扯淡的时候，往往都是会议气氛最好的时候。后来他们都发现了，只要我没参加的例会，效率就一定很高。只要我在，效率一定很低，但气氛浓烈。有一次景总终于烦了，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来了。”我本以为他是说着玩儿的，后来他真把我的制片人头衔给撤了，制片人例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