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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躲着我们也就罢了，连厂长都嫌我们脏。厂里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盖了个小澡堂，但没多久，厂长就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赤诚相见”了。他每次都趁着报纸快印完之前就先去澡堂泡着，那会儿水干净啊。有一次我们提前印完了，一起跑进澡堂，赤条条地正准备下水，厂长在水里一下喊了起来：“别动！别动！等我先上来！”因为我们都下去之后，水就成墨汁了。
厂里一些年轻工人挺虚荣的，别人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都说“报社的”，每次我听到都会再加一句“印刷厂”。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儿不厚道了。
第九章工伤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1、刻骨铭心的工伤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没留神，抓棉纱的左手和按点动键钮的右手没有配合好，机器转得快了一点儿，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
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刻围拢过来。看到我的手夹在了机器里，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我们厂里的印刷机是北人生产的一种轮转印刷机，印刷机那两个只能容纳两张报纸厚度的钢滚筒之间夹进了人的手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如果要倒转，必须脱开机头。我至今也搞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反正在厂里那会儿还没有人干过这事儿。
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我印象中大家发言还是相当踊跃的，一些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的工人便在一边不断安慰我，问一些“疼不疼”之类的傻话。技术研讨会的时间似乎不算长，但是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漫长的煎熬。说实话，手夹在机器里的那几分钟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只知道出事了，而且不是小事。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冒着极大的压力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如果操作不当，我的手将被机器继续往里拖，整个手就残废了。万幸，夹住我手的两个滚筒终于倒转起来，我的手顺利地从钢滚筒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地，脚下软绵绵地，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来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感像压抑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了我出工伤。厂长立刻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那一路上的剧痛让我几乎要昏过去。同事去找医生的时候，我被放在抢救室门口的地上—凳子上都坐着人。一个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年轻人，举着血淋淋的手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现在回想起这一幕多少还是有点儿心酸。
进了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经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
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我的手指那时已经完全没有皮肤了，再碰上酒精，再加上大夫反复使劲地擦，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两个同事拼命按住我的肩膀，那种疼痛足以铭记终生。我的汗如黄豆般往下滴，真是咬碎了钢牙。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江姐！竹签钉进她手指的感觉，我已经有了差不多的体验。打那以后，江姐成了我最敬佩的革命英雄人物。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
“出差去了。”
他又问：“你妈呢？”
“也出差了。”
再问：“你有个哥吧？”
“当兵去了！”
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
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之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更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我记得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看了两场电影，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一句台词也没听进去，只有疼痛。回家后，那一夜无眠，因为我不能举着胳膊睡觉，而手一放下来疼痛就会加剧。
过了两天，我妈出差回来，见了我这副模样，难过得死去活来。我还要装出很淡定的样子安慰她：“还好，没有残废嘛。”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2、离开印厂
我受了工伤之后，厂里开始安全生产大整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厂长其实还好，讨厌我的主要是那个车间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大概有点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厂领导总觉得我是厂里的害群之马，会煽动起其他工人对工厂管理制度的不满。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厌恶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起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的伤养好了，回厂上班了。同事们并没有因此歧视我，但是我和车间主任之间的彼此厌恶却不见好转。到了春节加班发加班工资的时候，我发现我被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块钱。这让我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那可是我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啊！在春节加班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同样对车间主任有一肚子不满的小钱去找他算账。小钱当时是厂里的电工（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小钱的电工业务不怎么样，但跟我关系很好，偏偏车间主任也是电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晚我和小钱酝酿了一下情绪，一起找车间主任发难，说了没几句就吵起来了，我抓起报纸就抽在了车间主任的脸上，刚要打起来，就被人拉开了。闻讯而来的厂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和小钱的鼻子大骂：“你们造反啊？我开除你们！”对于厂方的态度我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我大义凛然地指着厂长的鼻子说：“老子抽他的时候就没打算干了！不是你开除我，是老子不干了！”说完绝尘而去。走出车间大门时，我想象着自己的背影顿觉伟岸并且在心里为自己喝彩。
我和小钱头也不回地出了车间，回到宿舍，把自带的铺盖一卷往自行车后座一夹，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出印刷厂，结束了一年多的印刷工生涯。
最后一点儿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受到社长的亲自召见本来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其实，那时我如果服个软，回厂还是有可能的。社长找我谈话就是一个姿态了，无奈年轻气盛的我去意已决。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什么地方都能出人才，孟非就是我们厂出去的！”
第十章打杂
刚开始在台里当临时工，基本上就是打杂，干那些正式工不干或不屑干的活儿。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些临时工干了很多年，虽没编制，但还一直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