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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闭上了眼，不愿思索一切。真的，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概拉去枪毙！”可是，刚想到这个，他便把眼闭得更紧一点，问自己：“怕吗？怕吗？”紧跟着，他便阻止住乱想，而愿和作诗的时候似的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死算什么呢！”他口中咀嚼着这一句。待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一句：“死就是化了！化了！”他心中微微的感到一点愉快。他的脸上身上还都疼痛，可是心中的一点愉快教他轻视疼痛，教他忘了自己。又待了一会儿，在一阵迷糊之后，他忽然想起来：现在教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他不能只求“化了”，而是须去抵抗，争斗。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须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从前的是可期而不可得的，现在是求仁得仁，马上可以得到的；从前的是天上的，现在的是人间的。是的，他须把血肉掷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一股热气充满了他的胸膛，他笑出了声。
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象学校的样子。他走得很慢，因为脚腕上砸着镣。他不晓得为什么敌人是那么不放心他，一定给他带镣，除非是故意的给他多增加点痛苦。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作战争呢？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牙没有刷，面没有洗，浑身上下没有地方不难过。约摸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饭团，一碗开水。他把水喝下去，没有动那团饭。他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象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象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象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说了这句话，他似乎忘了他的手；手动了动，他疼得把眼鼻都拧在一处，头向左右乱摆：“哎哟！哎哟！”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女的把脸全部的藏在男子的怀里。男青年咽下一大口唾沫去。
屋外似乎有走动，很重的皮鞋声在走廊中响。中年人忽然的坐起来，眼中发出怒的光，“我……”他想高声的喊。
他的手极快的捂住中年人的嘴。中年人的嘴还在动，热气喷着他的手心。“我喊，把走兽们喊来！”中年人挣扎着说。
他把中年人按倒。屋中没了声音，走廊中皮鞋还在响。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象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听明白了他们的“犯罪”经过，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就是想援救他们。可是，看了看脚上的镣，他哑笑了一下，不再说话。呆呆的看着那一对青年，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从模样上说，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象孟石和仲石，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他越看，那个青年就越象自己的儿子。他很想安慰他的儿子几句。待了一会儿，他又觉得那一点也不象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摔成一团肉酱。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这个青年呢？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他马上开了口：“你挺起胸来！不要怕！我们都得死，但须死得硬梆！你听见了吗？”
他的声音很低，好象是对自己说呢。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象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他想立起来，握住青年的手。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木，立不起来。他想安慰青年几句，他的舌头好象也麻木了。他瞪着黑暗。他忽然的想到：“不能死！不能死！我须活着，离开这里，他们怎样杀我们，我要怎样杀他们！我要为仇杀而活着！”
快到天亮，铁栏上象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他盼望天快明，倒好象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看不见。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
他正这么思索，门开了，象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她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楞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楞着。楞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并没有睁一睁眼；他是个老实人，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在没了知觉的时候还吞咽着冤屈痛苦，不肯发泄出来；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医生好象很得意的眨巴了两下眼睛，而后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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