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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
无爵丞相公孙弘
西汉到武帝一朝，许多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无爵丞相公孙弘的崛起。
汉初一般任命列侯或其后代为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周亚夫等。到武帝时期，戏剧性的变化终于发生，公孙弘的发迹真可说是异数。他出身贫苦家庭，青年时做过狱吏，获罪免职，只能靠放猪为生，40多岁才开始学《春秋》经，60岁被征为博士。谁知他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又被免职。到70岁，才吉星高照，因对策第一，“容貌甚丽”，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也就是可以随时咨询的意思。4年后，迁御史大夫；75岁拜相。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公孙弘寸功未建，白身入相，汉武帝并且下诏封他为平津侯，创了后来丞相封侯的先例。其中含意，韵味深长。
钱穆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毫无疑问。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解释说，公孙弘的入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取消了军人在政治上的特权，是世界性的创新。钱穆先生的学识修养，我们后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对这一段阐释，本人则仍有商榷的念头。
西汉一代政权并非天授，而是从战场上冲杀得来，所以刘邦为帝以后一面在杀功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功臣的功劳。刘邦死后，惠帝、文帝对功臣们更是优容。曹参为相不理政事，惠帝只能将曹参的儿子拉来探问；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案件多少，财政收入多少，陈平坦然说不知，让文帝自己去问各部部长，文帝还得称善。这其间固然有一朝初始力求少事的深意，但帝相间的关系总不如天地那般相去悬殊，有时候他们还能在较平等的态度上讨论问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距建国已经60余年，众多功臣老死殆尽，靡有孑遗。没有军功的群臣已经无从摆老资格固执己见，图谋上进的新人则一切以上面的旨意为指归。他们一方面靠迎合上面精神而升官，另一方面也靠当官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官即使不贪也还有其他的种种好处，公孙弘们于是应运而生。
公孙弘的对策今日看来不过是老套套，他吹大牛说可以一年之内移风易俗，但是在实际的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的才干。他的思路还是局限于较狭隘的儒家一流，不赞成开拓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看法都不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史汉本传中更强调的是公孙弘的态度：每次朝会讨论国家大事，他总摆出几种方案，说明理由，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面折庭争。由于出身，他对实际政务有足够的了解，更为难得的是他读过《春秋》，每一个实际举动他常能冠以堂皇的名目，善于以理论来解释和粉饰现实。武帝正是欣赏他这两点，他才得以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可见天下安定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主上旨意并作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
公孙弘的慎厚不容抹煞。他身为高官，品性却至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和极粗的粟米饭，所有的俸禄收入，他都供给故友宾客，家无所余。他盖宾馆、开家门以延请贤士，共商国事，谦虚厚道，人所共称。到后来继他位置的丞相，本来延请贤士的宾馆已人去楼空，往后更变为马厩车库奴婢居室。但是公孙弘毕竟也是人，他表面厚道，但外宽内忌，对得罪过他的人，表面和善，背地里却落井下石，主父偃被杀，董仲舒降职，都出自他的主意。
公孙弘之所以为公孙弘，决非纯然出于他个人之因。当老功臣死亡殆尽，新的当政者已经无所顾忌，提干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以能贯彻上头旨意为准，君臣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革。这与其说是军人政府变为文官政府，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变为专制政治。而中国绵延2000年之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这位无爵丞相依次展开。
骄横无忌主父偃
主父偃的骄横无忌大大有名。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五鼎在古代礼仪中是卿大夫们的用具，他们在祭祀时以五鼎盛五种鱼肉食。主父偃说大丈夫活着不做大官，死也要死在大官的份上。欲为人上人的姿态如此袒露无遗，也算是一个直言无隐的人物。
考虑到主父偃的青年经历，他要求当官的心思如此迫切也容易理解。主父偃年轻时就学战国纵横家术，又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此人天分甚高，满腹经纶，一肚才华，而到处游学，竟然无所遇合。同行的儒生因为他有才华而对他妒忌排挤，他投靠多人也从未引起重视，诸侯宾客也都讨厌他。最后，他上书皇帝言事，朝奏而暮召入见。武帝大叫相见恨晚，拜主父偃为郎中。这封上书共分9条，8条有关律令，第9条谏伐匈奴，存于《汉书》本传中。它表达的是一般儒家对于开边战争的反对，当时不少人看法相同，所以并无多少新意。更有趣的是他为官后主张置朔方郡（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为灭胡之本，根本就把自己的上书置之脑后。公孙弘反对，主父偃与其辩论，言好处10条，公孙弘并无一条，只得语屈而服。
主父偃这般聪明但又备受压抑，一旦发迹后的报复心理可以想见。他的笔似枪，舌如刀，做事说话不留情面，凡是有碍于他的，无论贵戚高官、亲戚故友，他都不卖面子，肆意对待。比如他回老家任职，遍召兄弟宾客，散金分赠，数落说：“当年我贫困时，兄弟不供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现在我为齐相，有人竟到千里之外接我。我最看不起你们这帮人，现在跟你们绝交，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上门。”他本为齐人，就想把女儿嫁给齐王刘次昌。王太后不肯，他就记仇。后为齐相时，以齐王与胞姐通奸事威胁齐王，使齐王恐惧自杀。齐王自杀后，公孙弘告了一状，主父偃全家被杀。他贵时宾客以千数，死后无一人来凭吊，只有孔车前来收葬。这些宾客与主父偃也确是同类相聚。
前人早已注意到主父偃为人骄横无忌、爱好报复的性格弱点，所以史家为之立传以警醒世人。但是实际上，主父偃对历史的影响要远远超出他的性格范围。
原来，西汉初建时曾分封多名诸侯王。其中的异姓诸侯王被刘邦清理殆尽，但是同姓诸侯王各有疆域，各王国各有地方经济特色，也各有治理之道。从大一统的眼光来看，姑且不论这些诸侯王是否老实，诸侯王国的存在本身便是天下一统的障碍，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是一例。主父偃此时向武帝上书说，今日妄加割削，也会引起灾涡。不若行一釜底抽薪之计：本来诸侯王死后，王国只传一人，而诸侯王常有十多个儿子，可下令：让诸侯王死后，将王国分给多个儿子，让他们都当侯。这样，人人开心，皇帝又得好名，实际上削弱了各王国，天下不足虑矣。武帝觉得此计大妙，依法施行。“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对统一的大帝国来说，主父偃之举真可谓绝妙的发明。多种地方势力在仁孝的旗帜下迅速削弱，大帝国的基础日益稳固。至于此举利弊孰多，这里不想理论。本人此刻联想到的是，为什么我国绵延的历史之中，众多的大家族都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撇开其他种种缘由，眼见的一条便是：当家长把积蓄多年的家产平分给儿子，本来可用来进一步发展的资本马上转化为消费资料，养家糊口的需要进而压倒了资本发展的冲动，经济进一步跃迁的可能便无形地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无促进作用，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言。但是，资本集中的正常流向不能一概用均贫富的口号否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危险的官位
汉武帝爱才如命，求贤如弗及，看人也没什么世俗和阶级偏见，如他提拔的人之中，御史大夫卜式是放羊出身，桑弘羊是商人出身，大将军卫青出身于奴仆，车骑将军金日磾是匈奴的俘虏。他还下过征求人才的诏书，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些会踢人的马，倒能奔走千里，有些士人被世俗讥谈，却能立下不世之功。”后世多称颂曹操的几篇求贤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