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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充足的物质财富后，对人生各方面反有更多的追求，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中央政权除了对他们吃吃喝喝不加管辖外，其余的一概要管。如果一个诸侯王天性老实，敦厚谨慎，他还可以忍受做一个囚牢中的富家翁；但倘若他较有血性，不堪忍受监视和管制，心头的怨愤不免喷发而出，就会制造出一些麻烦，此时如再受挫折，就会走上下坡路，往而不复。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读《汉书》的诸侯王传，感慨无限：
赵幽王刘友，刘邦之子，吕后以吕族女子为其王后，附带监视的使命。刘友受不了这种婚姻，喜欢上别的女子，王后就诬告刘友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吕后大怒，将刘友召到京师，包围软禁，不供给食物。刘友作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自杀）！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刘友就这样死去，朝廷以平民之礼收葬。
赵共王刘恢，亦刘邦之子，吕后以吕产之女为其王后。刘恢有爱妃，王后妒忌，以毒药药杀。刘恢大恸，为歌诗4章，令乐人歌之，6月后，刘恢自杀。
中山靖王刘胜，在武帝初立时入朝，武帝置酒招待。刘胜闻乐声，不觉涕下沾裳。武帝问其故，刘胜对曰：“心结日久，每闻幼渺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自己是皇亲，大臣们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群居党议，朋友相援，搞得宗室不亲，骨肉相残，真可痛也。
于是，我们对《汉书》中罗列的诸侯王的各种罪状，不免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说，这些罪状可能属实，也可能不属实，而且各有两种成因：
诸侯王的另一面（2）
先说属实。第一种成因，就是那些公子王孙确属纨绔子弟，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打转，不知世事艰难，所以荒淫放纵，无所不为。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汉书》最想灌输给读者的印象。但是第二种成因，也是《汉书》所不重视的，即某些诸侯王的荒淫举动还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有些诸侯王的乱来不过是他们保持人身自由的努力，上篇说过的以种种诡计诛杀汉相的刘端和刘彭祖，就是因为汉相由中央派来，除掌管日常事务外，还兼有监视诸侯王的特务使命，他们不堪忍受此种生活，所以想尽办法搞死汉相；又另有一部分人，可能生来不安于安逸生活，而具有某一种强烈的创造力和生命的冲动，如若他们生于贵族之家，倒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如刘彭祖天生酷爱吏事，最愿带一帮人去执行公安局的使命追捕盗贼，但不幸的是他生于皇家，在事业上发展的可能性全被剥夺，这种身份上的束缚使得诸侯王本来正常的举动显得乖僻无理。
从不属实的方面来说，大抵是史书所载，根据的是由中央派去负监视任务的相、郡守等等的汇报，而这些汇报故意夸大了诸侯王们的荒淫。至于夸大的缘由，其一当然是他们与诸侯王不甚相得，因此故意中伤。这很容易理解，此处无需展开。有趣的是他们可能与诸侯王关系不错，出于另一种目的故意夸大诸侯王的罪行。这种推断并非无稽，有史为证，如霍光废刘贺立宣帝，宣帝立9年后，放不下心，秘密命令山阳太守张敞前往察看刘贺情状，张敞前往察看后写给皇帝的报告，很有意思，为了存真，姑录原文如下：
臣敞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到市场上买东西），朝内（早上拿进）食物，它（其他东西）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巡查），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雇人），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住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中风），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子女持辔（人名），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官名）严延年字长孙，女罗敷，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白痴）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刘贺之父）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按法不能这样做），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
史书言：宣帝看完报告后，“由此知贺不足忌”，次年，封贺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王夫之评论张敞，认为他故意诱使刘贺讲一些狂愚的言词，以此来保全刘贺生命，不愿多生事端，是一位忠厚好人。此说虽无新史料可证，但依常情推断，可以成立，因为奏报一个诸侯王勤俭克己、爱护百姓、以德服人，绝对比说他荒淫无耻等更使最高统治者惊慌。这样看天子未免刻薄，却是确凿的事实，如若不信，有史为证：《景十三王传》中那位惟一表现好的刘德，在《汉书》中也被立为好榜样，他平生爱书如命，每从民间得一好书，必定再好好抄写一遍，将抄本还给人家，并赐以金、帛，留下原本，而且他还不像淮南王刘安喜欢介入现实政治，刘德只以整理研究先秦古籍为务，死后所以被谥为聪明睿智的“献”，成为官家表彰的榜样。但是西汉末年杜业上奏引旧事说：刘德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武帝时，献王入内朝见，多次问以治国方策，献王应对无穷，武帝勃然大怒，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你再努力一下就快了。”刘德回国，一改旧态，纵情声色，以终。这一段不太引人注目的出于《史记》裴骃集解的文字，倒是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
汉初政风
汉初政风，尽在“不近情理”中。
此语虽然突兀，却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
那是汉文帝刘恒一次游玩到皇家公园中的动物园时，旁边跟着上林尉（管理处长），文帝不免问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环顾左右，哑口无言，工作态度可以想像。这时，虎圈管理员接上来对答。文帝连着发问，管理员对答如流，不带疙瘩。文帝大为满意，夸奖道：“为吏难道不当如此吗？上林尉太差了！”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效法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国家因而土崩。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拔之，我恐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出来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
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道歉，并针对惠帝的心中疑问说：“陛下自己看着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