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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汉武帝此事做得不仅惨无人道，而且在法理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般也都讲究罪刑相符，但是关涉专制权力中枢的偏偏另当别论。景帝时吴楚七国并没有叛乱，但是晁错从长远考虑，一定要将其削弱，即使逼他们真的叛乱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没有明文的契约关系，即使有契约也没有权威的机构监督执行，惩罚不依契约办事的一方，只有靠实力说话。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一方不如趁早限制对方实力的发展，防微杜渐、以免酿成大乱。杀母立子正是循着这条思路推演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武帝死时诸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武帝猝死、霍光擅自废立。但是我以为光是杀母立子一事，表现出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大手笔，以霍光的脑筋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不过，靠牺牲一些东西来稳定国政，是否就是理想的政治境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就是这种观念的老祖宗。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比天下更为重要，因为得天下不外乎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而以杀害无辜的手段取得天下，早已失却了得天下的本意，所以他们宁肯失天下也不愿杀一无辜。当然这一派人士在古代中国早被判定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无裨于世。另一派则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去换取大局的胜利，如汉武帝的立子杀母。他们也许确实止息了后来本会发生的一场动乱，而后来这场动乱假若真的发生，代价当然远不止一条人命，所以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显然划算。只是今天已身处21世纪初，世人早已眼界大开，明晓世界上有些民族还就是傻，真把百姓的一条人命当回事儿，连参加一场大战也要计较几个士兵的性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孟子所云未必就是迂阔和不切实际，而那些洞察一切善于以决断方式预防灾祸的也未必就是伟人。无论如何，尊重每一条生命毕竟更近于人性的理想境界。人类注定要在魔界和神界的接壤地区徘徊，正是有了对神界的倾心爱慕和不懈追求，人才不致于完全坠入魔界，而至今保持我们的人身。所以我们在叹服汉武帝睿智英明、敢于决断的同时，对他身处的环境和背景不能不加以清醒的省察。
霍光：忠臣抑或野心家？
在稍知西汉历史人们的心目中，霍光一人十分关键。他以霍去病异母弟弟的身份入侍宫中，受武帝临终托孤，自后辅政20年。不少时人及历史学家视之为伊尹。伊尹为商朝重臣，受先王嘱托辅佐几朝后王。太甲当政时荒淫无道，伊尹将太甲放逐出京，待到3年后太甲悔过，才接回复位，伊尹是一个敢于逾越常规但骨子里忠心耿耿的人物。偶尔也有人指责霍光过分揽权，逾越礼制，为乱臣贼子无疑。一褒一贬，针锋相对，不能不在霍光身上笼罩一层疑云。
按照史籍记载，霍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连长相也潇洒至极。他身长1。68米，按当时男子的标准不算太高，但是脸面白净，眉目疏朗，更有一部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他为奉车都尉（管理御车），一直跟随侍奉皇帝，出入禁宫20余年，未尝有误，每次出入殿门，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人们在旁偷看，发现每次竟然不差分毫。武帝也正是默察霍光心性，认为可以嘱托大事，遂在死前托孤，杀母立子。昭帝8岁即位，政事全决于霍光。
霍光辅佐昭帝13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死时，无子，由霍光选武帝之孙、昌邑王之子刘贺为帝。刘贺即位27日，即由霍光作主，由皇太后出面废黜。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废帝而不改宗庙之事。《汉书·霍光传》中有一长文，历数刘贺的种种悖乱之事，证明霍光等人的赤胆忠心和决断手段。事后霍光又立宣帝，6年后霍光病死，皇帝亲临其丧，下诏曰“功比萧相国”。
但是史籍中确实也透露出有关霍光的种种疑点。比如一般认为，武帝临终时向霍光等3人托孤，可是当时的右将军王莽（不是后来篡位的那个）之子王忽在宫中当侍卫，却到处宣扬说：“武帝病死时，我常在左右，何来遗诏向此3人托孤之事？不过是这帮小子相互抬轿造假罢了。”霍光听说后，将王莽找来切实痛责，王莽随后将儿子用毒药药杀。又说昭帝刚即位时，一夜殿中闹鬼，群臣相惊，霍光召来掌玉玺的官员，要代管玉玺。此人不肯给予，霍光便欲强夺，此人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更为可疑的是，霍光废刘贺时，将皇帝带来的200余人一道诛杀，这帮人在临死前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贺即位时已有十六七岁，又当过诸侯王，手下有一批谋臣死士，可能想摆脱霍光专政的局面。霍光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先发制人，所以有人便直指霍光为野心家和阴谋家，只不过是掩饰得较好罢了。
今日距西汉昭宣已2100余年，评论霍光如果只求之于史籍，确实难明。实际上，就是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所依据的材料也有可能被前人篡改过，班固只能根据说法不同的各种材料，折衷实录。后人对霍光各执一词，也都有其根据，并无确凿的铁证一定支持某方。
不过我们既然谈了这个题目，即使史料多阙，也不妨先撇开霍光而从别的角度借以观察。众所周知，文景时期主要信奉黄老无为之学，自从武帝即位，则马上褒扬儒家思想，以皇帝为天下至尊，刘彻一生便为建立专制统治一事费尽心力。我们前面说到无爵丞相和董仲舒等人时多有涉及，此处也不必详说。总而言之，经过武帝的努力，时人对中央强权已经习以为常，而以武帝办事的气魄和手段，比如杀母立子一事，也足以让人深深叹服而无从生出二心。昭帝一朝，承接武帝遗制，又遵循武帝晚年撙节爱民的政策，一时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人心翕然从之，中央权威的稳固则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重臣，都不可能撇开中央权威而另搞一套。相反，只有在中央政权的旗帜下，自己的想法才有可能推行。如此说来，极端地看，即使霍光真是一个野心家，也不可能做出太过分的举动，他甚至不可能产生太过分的念头，因为任何思想也不过是现实条件的产物。只有当中央政权威信丧尽、掌权者又无德无能时，乱臣贼子才会应运而生。所以曹操一生不管如何克己，由于汉献帝的无能和东汉中央权威的丧失，便不能不产生过分的念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是广大读者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如此，反过来看，霍光本人即使真有野心，也不得不采取谨慎恭敬的姿态，而终生保持谨慎恭敬，自然也就遏制了他产生太非分的念头。所以，霍光只能是霍光，而不是篡位的王莽。历史人物的行为常常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决定。
霸王道
做事情和做人的经验有时不妨谈谈，但是有一种经验是从来不能谈的，那就是治天下的秘诀。只有一次，汉宣帝无可奈何张口谈及，那也是为了教训儿子。汉宣帝在西汉一朝素有中兴美称，不管怎么说那一朝确实搞得比较成功，太子便常常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经验。但是这位太子越来越对父亲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因为宣帝专门重用依凭种种法律条文治人整人的官吏。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还真是读了进去，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觉得天子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于是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恰好宣帝此时也正想跟儿子谈谈，因为他感觉到这个继承人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这时宣帝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王道与霸道混杂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何足委用！”一番藏在心底秘不出口的话说完，他料想儿子听到这些书本上永不会有但又有真正意义的金玉良言，应该悚然动容，至少应该认真对待，殊不想儿子一脸漠然，浑不以父亲的教训为意，宣帝喟然长叹曰：“弄乱我汉家天下的，一定是太子你了！”
当权者口吐真言，从任何角度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均非易事，所以宣帝的这番话极值得我们咀嚼。事实上，这番话确实容纳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假如耐心揣摩，定能忖出古代中国统治术中那种高深莫测、秘不示人的若干招数。
霸王之道并用是宣帝此语的中心思想。所谓霸王道，指的是霸道和王道。王道，大体说来就是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以力服人。前者为道德统治，后者为强权统治。孔孟讲王道，尽管这种王道在实践中从来未曾全面施行，但在思想中仍然流传千载，成为后世王朝的统治理想，连宣帝的太子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可惜这种观点遭到了他父亲以一辈子切身经验为依托的痛驳。宣帝并非不讲王道，他的“霸王道并用”5个字，是汉代统治者对于历史兴亡思索的最精炼、最简洁的概括。如果讲强权，秦代算是最成功的，但是区区十几年就雪化冰消，究其根底，则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能全凭强力压制维持。暴力只能起一种压制作用，如果人时时刻刻都在暴力的阴影下生活，长此以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是统治者们也都明白，没有强力的管辖，就不能使百姓中喜好标新立异和反叛之徒俯首听命。这就是霸王两道、硬软两手必须同时使用的根本道理。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有讲出太多的治国道理。宣帝那一番话，同时还强调了对儒生的不信任和批判。为什么？因为儒生专讲王道，经常拿理想化的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