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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机构。
在郡中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天还能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晚到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
太子造反
汉武帝刘彻的一生，越看越像一个奇迹。以他16岁登基的经验和深宫养成的才干，不仅守成有余，而且还大刀阔斧地开辟出大帝国的一个崭新局面。他平生行事，败笔甚少，即使是他与方士的毫无效验的交往，也可看成是一种丰富想像力的努力尝试，后人可以一笑了之，用不着大相挞伐。你如果想将秦皇汉武等等一笔勾销，恐怕远不那么简单，因为后来许多帝王的表现比起他来远远不如。他平生真正的憾事，惟有太子造反、父子交恶，最后父诛亲子，铸成人寰内惨痛悲剧。
武帝29岁时，卫皇后生子刘据。以当时人的情形，至少可算中年得子，武帝尤是宠爱，早早立为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与其父亲杀戮由心的脾气尤为不像，而武帝后来又生4子，卫皇后便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武帝察之，一日对小舅子卫青说：“汉家王朝众事草创，四边又都有外患，我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所以不得不劳民。如果后世一味仿效我之所为，是走旧秦的道路。太子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天下。如果要找守成之君，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人么？听说皇后与太子常有不安之意，其实我哪有别的想法？你可以去打个招呼。”皇后听后脱簪请罪。太子有时谏劝父亲出兵远征，武帝笑曰：“我干这种累的事情，将省力气的局面留给你，不是也可以吗？”
从各种情形来看，武帝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洞幽烛隐，明察秋毫，而且对待家人通情达理，包容大度。如武帝经常出巡，便将宫内与朝中大事交付给皇后、太子，回来后只听听大的处理结果，而且经常不表示任何意见。武帝用法严酷，太子则待人宽厚，常常平反父亲办的案子，弄得下面的经办人员极其恼火。皇后劝太子要多顺从父意，武帝知道了，反而责怪皇后而赞扬儿子。太子有一次去拜见母亲，入宫后很久才出来，宦官苏文便到武帝前告状，说太子调戏宫女，武帝便将太子的宫女加到200人。武帝一次身体不好，让宦官常融去叫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面有喜色”，武帝嘿然不语。但等太子来到，武帝并不发作，倒看出太子有啼痕，而强颜欢笑。武帝察知真情，将常融砍头。卫皇后为人谨慎小心，很避嫌疑，所以虽因年老色衰不得宠，尚被礼遇。
为何这样一个相互理解的家庭，总要弄到父子交恶，而且必杀对方而后快？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必有奸臣从中挑拨离间，进谗构陷。很不幸，水衡都尉（掌皇家公园及皇室财物、铸钱等）江充正好具有这种资格。
江充是邯郸人。他的妹妹为诸侯赵国的太子之妻，因此他得赵王刘彭祖的宠。后来赵太子疑心江充在父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将江充的父、兄抓来杀掉了。江充潜逃入京，向武帝告发赵太子种种坏事。武帝大怒，废黜赵太子，赵王为之上书求情也无济于事。
江充一见武帝，便以魁岸的身材、出奇的衣服和出色的谈吐，得到武帝的喜爱。后来他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监察京师一带的官吏状况。那时许多皇亲贵戚高官大吏平时奢侈多逾礼制，江充一一举劾。连武帝之姑、也是武帝岳母的长公主违反专用规定，驾车在御用大道上行驶，江充也上前拦住，将随从车骑没收入宫。一次武帝出巡，太子派使者前去问候，使者驾车在御道上狂奔，被江充抓住下狱。太子知道后，派人去说：“车马倒没什么，只是让皇帝知道我管理下人不严，就太不好了。希望江君放一马。”江充不听，上奏武帝，武帝表彰他说：“你一个臣子，就该这样啊。”江充之名大震京师。
武帝到了晚年，由于生理和心理原因，脾气渐坏，多疑症不能避免。当时一般人认为以巫蛊咒诅，或者以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使得某人得病遭灾。武帝一有小恙，便疑心有人谋害自己。而江充见武帝年老，又觉得自己以前得罪过太子，怕太子即位后为难自己，便上奏说皇帝得病源于巫蛊。武帝便派江充为使者彻查。
江充以治巫蛊为名，前后杀了数万人，绝大多数当然属于冤狱，但终得主上信任。江充得寸进尺，贯彻他自己的既定意图，向武帝上奏说宫中有蛊气。他们掘地求蛊，甚至将御座搞坏，至于皇后及太子宫中则更不在话下。史书说“掘地纵横”，皇后、太子无处可以放床，而且当然从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咒诅用的木人，还有大逆不道的帛书。许多人常常羡慕高位尊荣华贵，殊不知他们有时身受的打击与磨难更甚。正好2000年后，据说入宫搜索二毛子的拳民，要在每个宫女额上拍一下，拍出一个十字来的就是汉奸，前后也算是异曲同工。
此时，武帝在都城数百里外的甘泉宫养病，皇后、太子派去探问的使者根本不能见到帝面，他身边围着的只是一帮武帝自己认为可靠的人物，这也是独裁者晚年的普遍境况。太子打算出城向父皇辩明冤屈，他把老师石德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