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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求贤诏，实际上汉武帝的诏书早已越出狭隘的道德规范，已经具有了开阔的眼光。
但是汉武帝对群臣毫无宽假，即使是他一直宠爱的臣子，如有小错，比如稍稍触犯法律，或者说点假话欺君罔上，统统按照律条诛杀，从来没有不下狠心的。如义纵本为强盗，因其姐能医而得宠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求得一个人情脱盗为官。他为长安令时，依法行事，不避贵戚，王太后外孙之子犯法，他照样捕之，武帝深以为能，不断升他的官职。但武帝后来病中经过义纵所治地界，见道路多有毁圮不治，大怒：“义纵难道认为我不能再走此道了吗？”衔恨，找了个岔子将义纵砍头。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巡视郡国，河东（今山西夏县一带）太守料不到皇帝会来，车马粮食供应不能如意，畏罪自杀。次年，武帝西登崆峒，陇西（今甘肃临洮）太守因为来不及置办随从百官的饭菜，惶恐自杀。武帝随后北出萧关，带数万骑兵到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打猎，发现千里之遥没有设立亭障碉堡，便诛杀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太守及以下有关官员。即使是位列三公的丞相，办事不力，不合上意，也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如李广的堂弟李蔡，以击匈奴之军功发达，继公孙弘之后为丞相，因被控侵侵占景帝坟墓外间空地，畏罪自杀。继位之庄青翟，只做了3年，又因朝内政治斗争获罪自杀。赵周继位，也只做了3年。那时武帝为削弱地方势力借酎金律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赵周因知情不报，下狱死。几年后，武帝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俯拜，不接印绶，泣说：“我本以骑射为官，实在不能胜任此重位。”武帝见此，不禁泪下，让左右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武帝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接受此职，长叹曰：“我从此危矣。”
中国人一直以来大多梦想当官。但是在某时某地，某些官位确实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一坐上去就要遭殃。尤其是当这个官职后面潜伏着更大的人物时，事情搞得好没你什么事，搞得不好你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我们看西汉史，一方面称颂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什么样的人都敢提拔，而不用那些老臣后嗣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武帝一朝组织路线的彻底改变，一大批无任何资本可居的新人走上官位，正好由得武帝肆意妄为，生杀予夺悉操一心。因为老臣毕竟有老臣的资本，他们从战场中冲杀出来，那时人的水平在与敌人的对峙中可以充分体现，也不完全由主上评定；而在和平时期，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上面说了算，有没有水平也变得不太清楚起来，大家只有依上头旨意为准。所以汉武帝想要杀谁就是杀谁，任何心头的不称意都可以化为诛杀官吏的具体行动。公孙贺后来也果然因事获罪，死于狱中，应了他自己的预感。只是在古代中国，可以让人发展之路是那么狭窄和无可选择，所以尽管通往官位的小道上有时也密布利刃，仍还有无尽的人流在其上行走蹒跚，时有得色，浑不理会那位环堵蓬蒿的魏武子孙高吟的一曲《好了歌》。
无理的裁决
假如两个足球教练在激烈争执下场球赛应取何种战术，甲说：“532”，乙说：“433”。不料走过一人，一语打断，说我看还是采取接稳一传、大力扣杀好，而且还一锤定音，众人定会难以想像。但是生活中常常有此类事，你本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争论，却遇到一个来自权威的无理裁决，而且必须执行，这时你会感到委屈万分，或者气得七窍生烟，长叹天下之大竟无一个说理的地方。
汉初齐人辕固，是个正统的儒生，《诗经》四家诗中赫然一家便是辕固所传的齐诗。他寿命极长，而活动时期主要在汉景帝年间。当时黄老之学大行于世，儒家还不像后来一般为人所重，连皇太后都信奉《老子》。一天，皇太后召见辕固，故意问问他怎样看《老子》这本书，辕固抗声答道：“那只是奴隶僮仆的说法罢了。”太后大怒：“你尊崇的那些儒家著述，不是管管罪人的律令么？”骂完尚不解恨，还让辕固到动物饲养圈内与野猪搏斗。景帝不敢拂逆太后之意，但幸亏他还明白，知道辕固无罪，偷偷给了他一把利器。我们猜想辕固还是正宗的儒生，修习过包括射、御在内的“六艺”，会几下武功，下场以后，一下刺中野猪之心，野猪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一桩争论算是揭过。
在这桩争论中，当权者算是说得清楚的，辕固还能争得个平安的结局。如果弄到当权者说不清楚，或者有意要整你，那真是走投无路了。狄山便是这样一个典型。
汉武帝时，匈奴前来求和亲，武帝让群臣讨论。博士狄山说：“还是和亲为好。”他滔滔不绝地列举了汉高祖、景帝时的历史，又引古人兵者凶器也之语以证之。汉武帝以前实际上经常听此类话，如公孙弘、主父偃等都说过，但这次不知为何特别生气，尤其是御史大夫张汤提出反对和亲的意见之后。当时狄山与张汤就展开争论，并且马上发展到人身攻击。汉武帝此时也不说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只见他板起脸孔对狄山这个读书人说：“我如果让你管理一郡，你能不让匈奴入侵吗？”狄山说：“不能。”“一县呢？”“不能。”“一个要塞呢？”声色越来越疾厉，狄山真是心胆俱裂，反思自己今日决无好下场，嗫嚅道：“可以。”于是马上发布命令，让狄山负责一要塞。月余，匈奴斩狄山头而去，群臣震慑。
世界上只要有人群，对某事就会有相异的观点。这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也是人为万物灵长之所在。思想与思想间总会发生斗争，假如容得各自摆事实，讲道理，从容论辩，取长补短，正说明了人高于其他动物之处。可惜这种风度不易见到，人们（尤其是拥有裁决权的）更喜欢用简单的手段，一语定乾坤，捎带宣布对方为荒谬，而且更要命的，是像汉武帝一般，你说学文，他用武来考你；你说能工，偏用农来考你；你说会诊断疑难病症，那么你能不能代小护士来打针？一句话，标准由他定，一定要考得你一筹莫展，自认过错，自卑自弃，才算达到目的。我们无权且又要活下去的小民，只得诚惶诚恐，颤颤栗栗，躲避着像狄山那样的下场，顶多熬过苦难后向后人讲述一下，让他们惊叹以前原来有过那么一个荒谬的年代，有过那么荒谬的事情。
践踏法制的张汤
张汤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他自己的独特地位，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名臣竟是一个践踏法制的人物。
张汤的法律才能似乎生而有之。他的父亲做过长安丞，一日有事出门，让小儿张汤看家。等到他回家，发觉一大块肉失踪，便断定是张汤偷吃，一顿痛打。小张汤气愤非常，经过侦察，知道是老鼠所偷。他又是掘地寻穴，又是熏烟灌水，将偷肉的老鼠捉拿归案，没吃完的肉块也赫然在内，真是铁证如山。张汤于是整衣登堂，开出传票，拷问口供，比照律令定鼠之罪，最后拟成文书公告于众，口吻老辣成熟如老狱吏。父亲偶见案上文书，大惊。以后起草法律文书的事便落到这位少年头上。
张汤脱颖而出是在办陈皇后一案时，当时武帝已极不喜欢那位曾有金屋藏娇之约的皇后。张汤办这件案子时，深究皇后之党羽，于是四处牵连，抓了很多人，因此深合皇帝之意，被提为太中大夫，后竟官至张释之任过的主管天下法律事务的廷尉。
中国上古的法律史料多付阙如，张汤因此很可能便是第一个在法律领域捣鬼的杰出人物。他的办事原则很简单：上头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上头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在他的心目中，法根本没有一点先天的尊严与神圣。汉武帝很喜欢谈儒术，实际上是想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外面穿上一件温文的外衣，为专制确立道义上的合法性。张汤聘请那些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来法律界做官，以古经义决狱。被拘押之人，如果汉武帝对其痛恨，张汤便派严酷苛刻的人员去办案；如果武帝似乎想轻判释放的，张汤便派出宽宏平缓的办事人员。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常常赢得武帝欢心，张汤因此深得信任。如有疑难需要朝廷评议，张汤事先一定将案情等向武帝汇报清楚。武帝清楚分剖的，一定明书于法令上以扬主上之英明；如果武帝对他的说法有所责难，张汤马上说本来我手下有人也这样说，都是我愚笨不能采纳其建议。中国古代史家实事求是的作风实在使后人钦佩，不因为痛恨某人说此人统统坏，也不因爱慕尊敬某人就说他一切好。张汤本为酷吏，但班固记载他扬人之善解人之过甚明，使我们更加明白人性的复杂。
张汤所干的最坏的事，是开了两个法律上的坏头。后人总结汉初刑法特点之一是罪刑相应、只及个人，即谁犯了罪就处罚谁，一般不株连他人，这也符合古往今来法律的一般道理。但是张汤创造出一部《见知法》，大意是见到别人犯法而不举报的与其同罪。这种最强烈侵犯人权的法律不知处置了多少无辜的民众。另外，张汤还发明了“腹诽”之罪。廉洁正直的大农令（农林部长）颜异一日与人聚谈，有人议论说某项皇帝下的诏令有不甚方便处，颜异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张汤奏言，颜异身为高官，见诏令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却在肚子里非议，该死。颜异真的被诛，“腹诽”之判例从此成立，而天下公卿士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张汤在法律上的发明至为可恶，他让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判断人有罪与否不依据实际的行为而依据无言的思想，如此，又有何人可以平安，何人不可杀头？这种极端忠于现实秩序的法令同时也极端地践踏了作为人类社会公理的法制。
对于2000年前的张汤及其恶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写来看来也许都甚为漠然。只有那些辗转呻吟于酷法之中偷生苟活的人们，只有那些屈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