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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一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突然拳打另一个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作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
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作代号的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长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之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还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之下散开了乱跑,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他们夺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很远冒险插入敌方纵深。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在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它们初次出场,在良好的天气下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象通俗书籍和杂志里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象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兵士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兵士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个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作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可是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个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的、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象。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运动——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兹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个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然而它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却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可是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却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的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呆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
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些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犹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