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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位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地，他们各自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象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普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个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看一种柔和的、带点辣味儿的清香，象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儿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象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一面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作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来好象他长的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象您吗？”
“一点儿不象。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儿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儿。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塔”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型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目睹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作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多里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写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拚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魔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性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凶残劲儿。如果你和个别一个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①。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非线，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在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①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绦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统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可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象他走入党的会场上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亨利觉得元首的讲演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的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和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再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他过了一会儿才配上稀奇古怪的手势，但他总算做到了。塔茨伯利有一次在亨利耳旁低声说：“今天的表演真他妈的不错。“但帕格却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杂耍。
这回希特勒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演很拙劣，可这人是一股意志坚强的疾风，所有的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那儿，象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坐在希特勒后面较高的戈林，那张傲慢、轻蔑的面孔也同样带着发狂、恐惧的表情。
帕格觉得，元首由于演讲的内容十分严肃、重要，所以说起话来有点喋喋不休。这篇讲稿听上去象是开了几个小时夜车赶出来的，个人色彩太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么紧迫地炮制出来的，才显得更真实些。这通“我——我”的嚎叫、咆哮般的辩解词，必定是战争史上最可笑的重要文件之一。
在帕格的美国人眼里，元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是从那张双下巴的白脸上突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肉，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之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之上。他今天穿了件灰绿色外衣——他在讲演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毫无疑问极不合身。但那双有点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吓人。这个来自维也纳贫民窟里的奇怪暴发户，倒是真成功了，帕格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