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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人宗教信仰:父方宗教信仰:母方宗教信仰: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流遍她的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个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作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面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柯尼希斯贝格那个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柯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象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象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看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柯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票子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个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象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第49章
向莫斯科进军(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巴巴罗沙”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在战争中,胜败就是一切,而德国战败了。战败使它在战场上的历次胜利黯然失色。它的敌人没有取得过象它一样的胜利,而是在最后以人的数量和机械装备的优势压倒了它。
打败仗也很自然地使战败者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军事历史家,很遗憾地包括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瓦尔利蒙等在内,都普遍认为我们入侵俄国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拼凑起来的”或“没有战略目的的”。这种历史性的家丑外扬,除了丧失军人的尊严作自我辩解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令人伤心地棋差一着,打了败仗,失去了世界帝国,已经够受的了,更没有理由再把我们全国上下的最大努力描绘成一种不在行的愚蠢行为。这种阿谀奉承的著作,迎合胜利者的偏见,对谁也不光彩,而且歪曲历史。
我自己曾被派在马克斯将军的参谋部临时工作过,在一九四○年秋冬两季,这个参谋部曾经作出关于入侵苏联的最初军事计划,后来又起草了作战方案。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人。这个方案不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数量以及巨大的政治赌注上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细节上说,巴巴罗沙是极其复杂的,几乎不是任何个人的智力所能掌握的,但从整体的轮廓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它的优点和力量就在这里。它有可靠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的依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下,这是一个稳健的计划。
请读者稍稍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我绘制的很简单的地图。以后我在叙述作战过程时,还将提供四十几张从档案里找到的军事形势图。现在扼要说明一下巴巴罗沙袭击计划的内容。
第一线是我们主要使劲的地方,是在波兰的出发线。全线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自北至南,共长约五百英里(此外还从罗马尼亚采取防守措施,目的在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
第三线是我们的目标。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向南到喀山,再沿伏尔加河到里海,全长几乎两千英里。其最远目标,离出发点约一千二百英里。
第二线是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条线从芬兰湾的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差一点没有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全线长近一千二百英里,离出发点六百多英里。因此,表面看来我们是被俄国人阻止在半途上,但实际并不如此,我们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才停止前进的。
进攻的概念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红军正在西边靠近把波兰分割为二的线上集结。斯拉夫军队威胁性的集结,警告我们有布尔什维主义席卷欧洲的危险。这是元首决定发动预防战的主要理由,它证明了我们早先提出的计划是有道理的。
但斯大林的军队的威胁性部署仍然使我们感到高兴,因
为他准备放弃他在俄罗斯广阔上地上调动军队的极有利条件,而把红军集中在我们能够迅速予以粉碎性打击的两小块土地之内。当时斯大林不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根据我们当时可靠情报,我们的进军,可能要以一百五十个师团来对付二百个师团,三千二百辆坦克来对付一万辆坦克,还有空军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情况还不清楚。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在训练、指挥、战士和装备的优良素质上,以及出其不意的决定性的闪电式进攻。芬兰战役以后,冒这样的危险看来是合理的。
巴巴罗沙的战略目的是在夏季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击,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均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荒凉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可以包围起来有工夫再占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从这些边远地区,现有的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在作战方面,我们希望同时发动三次巨大的闪电突击,两次在沼泽地带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边境的纵深防御,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包围并肃清已被打散的军队。这样,红军的大量主力几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
这些是我们估计能够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并不就此完了。我们完全知道,敌人会在莫斯科与边境之间保存大量的后备军力,他们会在一定的地方挖战壕,固守下来。我们也知道顽强的斯拉夫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时,战斗力最强。所以我们预期并计划在七月上旬,也许在第聂伯—德维纳线以外地区发动第二次的中路大战役,包围并消灭这些后备军力。最后,当打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后,我们还准备遭遇俄国人的最后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苏联这个脊柱地区其他大工业城市的自发性的群众自卫(后来也确实遇到这种抵抗)。据我们判断,一旦我们打断这一条脊椎骨,那么除了对惊恐万状的居民进行扫荡和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以外,一直打到我们的最后目标阿尔汉格尔—伏尔加线,就没有别的阻力了。
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一次冒险的赌博。战场是苏联本土,在一头长五百英里、另一头长一千七百英里这样一大片漏斗状的土地上。漏斗向北的斜坡是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一线,向南的斜坡则是从喀尔巴阡山脉到黑海。我们的兵力必须在单调而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扇形展开,越向前进,交通线越长,前线的兵力也越薄。这一点是我们估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农村的荒凉和道路的简陋,不是适合于闪击战的地区。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错误。事实上,共产党俄国的极低的标准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个可怕的防御力量。他们没有花力量修建象样的公路,铁路的路基很不完善,并且路轨的宽度显然有意与我们的不一样。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总是防御性的,假设性的;但总是由于别人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行动,引起他们按计划行事。关于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动机,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论,但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计划。苏联对德国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安抚德国人,防止他们进攻。
切馅饼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巴巴罗沙计划一开始就打响了。在整个前线上我们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这些成就将给战争史留下极大的奇迹。古德里安写的书里记载着,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周围的德国炮兵怎样静静地等待着在黎明前对毫无疑心的布尔什维克开始猛烈的炮击,望着俄国最后一次供应列车忠实地离开苏联境内进入波兰我们的占领区。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和他忠实的信徒们怎样受到元首机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现在把这次突然袭击叫作“背信弃义的进攻”,好象在生死斗争的开始,德国还能顾得上遵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