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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拚命工作，吃着监狱似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满是睡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勃特和苏利文的歌剧《天皇》①里所了解的那么多。
①《天皇》，是英国戏剧家吉勃特作词、作曲家苏利文作曲的歌剧，一八八五年首次上演，以日本天皇宫廷为背景。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①，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格格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象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讲演，在别个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①即松冈洋右（1880—1946），一九四○—一九四一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侵入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机库甲板上的讲话中所作的分析，一点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所能从日本人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象个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定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东京日出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出来的太阳已经在西伯利亚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它还得走八个小时，才能把第二天的日出带给前线，因为苏联横贯着半个地球。
五、六月间到处都是入侵的谣言时，有一则讽刺故事从德国占领区越过边界到了自由区，传遍了欧洲。这则故事说：一个柏林女演员在和一个国防军将军做爱后休息时，她要他把即将发动的入侵俄国讲给她听。这个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摊开一幅世界地图讲起来，可是一会儿她就打断他说：“亲爱的，这横在地图上的一大块绿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么，亲爱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苏联。”
“原来是这儿。那么你说德国在哪里？”将军把欧洲中部狭小的一块黑的指给她看。
“亲爱的，”女演员沉思着说，“元首看过这幅地图没有？”
这是个很好的笑话。但是苏联的神经中枢不是在海参崴，不是在这块绿色地方的最东端。六月二十三日，初升的太阳从俄国首都西移，照亮了德军纵队，他们穿过红军的密集部队和强大的边境防御，一天之内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明斯克和莫斯科挺进。
第46章
紫色的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在华盛顿纪念碑背后忽长忽短地交叉闪现。波托马克河上的七月就象惯常那样在令人窒息的闷热和雷雨不断中即将过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维克多·亨利说。一阵冷空气从打开的窗户里冲进气闷潮湿的办公室，把粗大的雨点洒到墙上的挂图上。街上开始下起密集的骤雨。
“也许会把热浪赶散，”朱利乌斯说。朱利乌斯是主要办事员，从军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这是个五十岁的沉着的胖子，有个出色的统计头脑。
“没这么好的运气，水汽只会更浓罢了。”帕格看看表说，“嘿，都六点过了。打个电话到我家里去，行不行？吩咐厨子七点开饭。”
“是，长官。”
帕格把领带系紧，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拢来。“我还得把这些数字再研究一下。真有点叫人不能相信，朱利乌斯。”
朱利乌斯耸耸肩膀，双手挥了挥说：“这跟你让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数字一样。”
“老天爷，如果都用到这两大洋的那么多登陆工具上，那么下三年我们怎么还能造别的东西？”
朱利乌斯带点儿优越感地对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属。“我们一年生产六千万吨钢，长官。但是还要制造那么多吹风机、冰箱和四十种不同型号的汽车，这是个问题。”帕格冒雨向一辆停在海军部大楼门口的出租汽车走去。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把软帽往下拉压住额头。“真是——嗨，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给出租汽车司机，“请你等一会儿——柯比，你什么时候来华盛顿的？”
“来了有一个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饭，更好。”
“多谢，不过我去不了。”
“就我一个人，”维克多·亨利说。柯比迟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纽约挥霍我的钱呢。她去送我们的儿媳妇和孙子上飞机去夏威夷。这会儿她在买家具和零碎东西。我们置了一所房子。”
“是吗？她买的是不是狐狸厅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罗达在找房子的时候我碰到过她。我想，那时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饭，然后她带我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完全赞成。”
“你要办的事多吗？”帕格坚持道。“我等你。”
“事实上，”柯比突然说，“我只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进去一趟，不过一分钟。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喝点儿酒。”
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在大雨中缓慢地经过上下班时间拥挤的宪法路。“你在这闷热的城里干什么啊？”帕格说。
“噢，瞎忙罢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强调这个“有”字，意思是指铀。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车司机圆圆的秃头和通红的耳朵。
“司机，打开收音机，”帕格说，“让我们听听新闻。”可是司机只能收到爵士音乐，还有静电干扰的嗞嗞响声。
“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柯比说，“除了德国人又离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们都被日本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我没法想象总统的命令是什么，”柯比说，“看来报纸也没法。很好，他冻结了他们的资金。这会截断他们的石油供应吗？”
“当然会。他们不能付钱买了。”
“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止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嗄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噢？是吗？”柯比说。
“因为如果他想这么干，他就会被弹劾，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