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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庄》落笔之后，许多熟人和生人碰见了我，总在问我又写了什么？我能写什么呢，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但我有致命的弱点，这犹如我生性做不了官（虽然我仍有官衔）一样，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对于小说的思考，我在许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记里也有过长长的一段叙述，遗憾的是数年过去，回应我的人寥寥无几。
这令我有些沮丧，但也使我很快归于平静，因为现在的文坛，热点并不在小说的观念上，没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是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造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二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做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愈对其的种种弊害深恶痛绝。
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经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运动和贫穷，直到现在，国家在改革了，又面临了一个速成的年代。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过，他是在改革年代里最易于接受现代化的，他购置了新的住宅，买了各种家用电器，又是电脑，VCD，摩托车，但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文化里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产品，三天两头出现质量毛病，使他饱尝了修理之苦。
他的苦我何尝没有体会呢，恐怕每一个人都深有感触。文学又怎能不受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呢？我或许不能算时兴的人，我默默地欢呼和祝愿那些先蹈者的举动，但我更易于知道我们的身上正缺乏什么，如何将西方的先进的东西拿过来又如何作用，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伟人们给了我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掉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开绽出一朵花来。
《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我熟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写起来能得于心又能应于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乍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粘粘乎乎，这缘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这样的作品是很容易让人误读的，如果只读到实的一面，生活的琐碎描写让人疲倦，觉得没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责，但只谈到虚的一面，阅历不够的人却不知所云。
我之所以坚持我的写法，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人在中年里已挫了争胜好强心，静伏下来踏实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毕竟还有七卷书要写。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写：“他或许明日就回来，或许永远也不回来了。”我套用他的话，我寄希望于我的第十七卷书，或者就寄希望于那第二十四卷了。
1998年6月10日下午
《贾平凹书画集》自序
《贾平凹书画集》自序这一本书画集，书多画少，可以说是本书法集，收辑了近几年所写的一部分，但我却是从六岁起至现在几乎天天在写字，以字活人的人。如果在古时，一个写字的人是不会出一本书法集的，他们的任何一位也比我在这本集中的字写得好，然而现在，我却是书法家，想起来委实可笑。苏东坡是我最向往的人物，他无所不能，能无不精，但他已经死在了宋朝。我的不幸是活在了把什么都越分越细，什么里都有文化都有艺术的年代，所以，字就不称之为字，称书法了。食之精细，是胃口已经衰弱，把字纯粹于书法艺术，是我们的学养已经单薄不堪。越是单薄不堪，越是要故弄玄虚，说什么最抽象的艺术呀，最能表现人格精神呀，焚香沐浴方能提笔呀，我总是不大信这个。庙里的大和尚，总是让乡下的老太太在佛像前磕头烧香，但他们知道佛是什么，骂佛是屎瓶子。
我喜欢写字，是我从事着写文章的工作不能不写字，没有当兵的不爱武器的。
我看到过许多人，以至于许多人让他的孩子，没黑没明坐在房子里练字，我就想起了乡间剪窗花的妇人和日本人的相扑，有趣或许有趣，但毕竟过去了。我坦自招来，我没有临习过碑帖，当我用铅笔钢笔写过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后，对汉字的象形来源有所了解，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所理解，也从万事万物中体会了汉字笔画的趣味。如果我真是书法家，我的书法的产生是附带的，无为而为的，这犹如我去种麦子，获得了麦粒也获得了麦草。
有人说，书法必须是毛笔创造的。这话若被肯定，那么，我的字被书法了是八十年代的中期。那时，我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此一发不能收拾。我的烟也是那时吸上瘾的。毛笔和宣纸使我有了自娱的快意，我开始读到了许多碑帖，已经大致能懂得古人的笔意，也大致能感应出古人书写时的心绪。从那一阵起，有人向我索字了，我的字给许多人办过农转非、转干、调动的好事，也给许多人办过贿赂、巴结、讨官的坏事，我把我的字看得烂贱如草，谁要就给谁写，曾经为吃得三碗搅团写过一大卷纸哩。
但是，被人索字渐渐成了我生活中的灾难，我家无宁日，无法正常的读书和写作，为了拒绝，我当庭写了启事：谁若要字，请拿钱来！我只说我缺钱，钱最能吓人的，偏偏有人真的就拿钱来。天下的事有趣，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能以字易钱，我也是爱钱的，那我就做书法家呀！
在我有了做“书法家”的意识，也可以说有了‘书法家”的责任，我认真地了解了当今的书风。当今的书风，怎么说呢，逸气太重，好像从事者已不是生活人而是书法人了，象牙塔里个个以不食烟火的高人自尊，博大与厚重在愈去愈远。我既无夙命，能力又简陋，但我有我的崇尚，便写“海风山骨”四字激励自己，又走了东西两海。东边的海我是到了江浙，看水之海，海阔天空，拜谒了翁同龢和沙孟海的故居与展览馆。西边的海我是到了新疆，看沙之海，野旷高风，莫把冰山与大漠。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在这两个海边的日日夜夜，当我每一次徘徊在碑林博物馆和霍去病墓前石雕前，我就感念了两海给我的力量，感念我生活在了西安。
我最清楚不过，我的书法是缺乏基本训练——而这又是当今流行的一种要求——它充其量属于顿悟式，这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民选一样，民选是民选了，却常有军人们起来就把民选的总统颠覆。我也明白，我的书法多多少少借助了我在文学上的声名，但我想，这和那些领导的题字还是两码事吧，所以，才敢于让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
但我仍坚持，我写的是一些汉字，不是书法，我也不要书法家。
1998年3月5日
做个自在人
做个自在人——《中国当代才子书·贾平凹卷》序
去年，出版社决意要编辑出版这本书时，我是迟迟地不合作：不提供照片，不提供书与画的作品，甚至不回信。这样的态度使许多人愤慨了，以为我要傲慢。不是的，我从来不敢傲慢，之所以学着逃避是觉得作家就是作家，没必要弄出个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面目来招摇过市。今年出版社又来了人，我是同意了，因为这套书要出四本的，别人的三本都编好了，单等着这一本，若再不合作，就……原本是很真诚的，但真诚却要成了矫情，人活着真是难以违背世态啊！
去年四十四岁，今年四十五岁，到了斤斤计较岁数的年龄，足以证明开始衰老了。从二十岁起立志要作个好的文人，如今编这本书只让人丧气：就那些速成的文字吗，就那些涂鸦般的书与画吗？往日里，也曾在朋友面前夸口：我是预测第一，书法第二，绘画第三，作曲第四，写作第五，那全是什么不行偏说什么好，要学齐白石的，如喝酒夸酒量的醉话。那年去美国，见到一个诗人，旁边一个作家告诉我：这是在美国人人都知道的著名诗人，但人人都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诗。我当时笑了，心里想，我将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作家。
我也见过一些官人写文章和写文章的官人，在文坛上他是官人，在官场上他是文人，似乎两头特别，其实两头让人不恭的，如果还算有才，也全然浪费了。一个人的能力会有多少呢，主要地从事一项了，别的项目都是为了这一项而进行的基本修养训练罢了。嘴的功能是吃饭说话的，当然，嘴也可以咬瓶子盖。我的那点书呀画呀，甚至琴呀棋呀，算什么呢，如果称之为才子，还真不如称这为歌妓，歌妓还必须是貌美的女子。
真正的才子恐怕是苏东坡，但苏东坡已经死在宋朝，再没有了。
我之所以最后同意编辑出版这本书，也有一点，戳戳我的西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