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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吴思湘金显成
记录员：柴启燕
旁听：副院长皇甫白沙政治部主任谢森宝宣传处处长肖纪总工会主席张
成中
吴思湘（总工程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心情十分激动。共产党如此真诚地
请我们提意见，实可谓大家风范。其实，共产党之伟大，于这几年国家的飞速发展
中，一眼可见。现在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解放后，我是有明哲保身的打算，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现实，不是工人阶级立场。
思想上很矛盾，并且很空虚，不愿自己努力跟上去，不愿丢掉旧的想法，怕人说投
机。因此在工作上不主动。第三者态度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组
织不敢靠拢，对党员也看不起，认为他们是靠组织吃饭，而不是靠本事吃饭。总是
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倚重有本事的人才能进步，而不是倚重有组织的人。经过几次运
动和学习，有了些变化。尤其肃反后，自己对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觉得思想改
造很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主人翁”思想，而不能只抱有“做客”思
想。我的缺点很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善于联系群众，对群众思想也很少关心，
很少同群众交谈，认为那是党的事，与我无关。第二，好面子，做老好人，对不正
确的事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自己政治学习不够，毛主席写的许多文章都
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心里的基本想法就是自己是
搞技术的，看这些也看不懂，不如看看技术资料，也许修水电站时用得着。这看来
是不对的。
皇甫白沙（副院长）：不是看来不对，而是肯定不对。
吴思湘：对对对，肯定不对。我一定改。下面谈几个院里存在的问题：第一，
院领导有贵远贱近作风，对于别人提的意见，采用两种态度。比方，苏联专家提的
意见就总认为是正确的，而对中国专家提出的意见不光不重视，甚至怀疑其能力。
同样的问题，中国专家提出来便行不通，而通过苏联专家瓦西连柯提出来，立刻就
采纳了。这是什么作风？第二，院领导明是非，辨真理的能力差。无论在工作或生
活中，以及有些磨擦事情的处理上，群众和党员之间，从来没有公平过。第三，既
不鸣也不放。整风这么长时间了，院领导鸣放过什么？
苏非聪（工程师）：对苏联专家过分依赖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但是我们
自己也不够积极，我们这里留学欧美的是多数，很多人在心里都这么想，既然你们
请了他们，那就让他们搞好了。苏联专家对坝址判断不准，大家也不吭气，有从旁
看笑话的倾向。院领导明知大家有这些想法，却也不去沟通。现在的领导架子也大，
有几个人跟技术人员交朋友了？他们知道技术人员都在想些什么？工作作风还不如
解放初期时。
董凡（工程师）：党员和非党员中间有距离，可以说有一道墙。非党员也有自
卑心理，觉得自己不是党员，做什么事上级都不会信任。所以有些非党员的处长科
长，什么事都不敢做主，动不动就要去找党。
潘心源（工程师）：解放初时，见党员个个艰苦朴素，我们非常佩服。现在呢，
许多党员都蜕化了，好像觉得这江山是自己的，你们这些人算什么？看到有些党员
做坏事，比方个人作风不正、多吃多占这些事，谁敢提？谁不怕打击报复？肃反时
我是被整得厉害的一个。整了也白整，一个人被冤枉的痛苦，真是受不了。而领导
不是想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是想办法给你找一个罪名来肯定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错。接着这样的逻辑，全中国人都可以找出罪名来。
董凡：在生活待遇方面，可以在同级的党员和非党员中做个调查，党员工程师
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条件，而非党员工程师是什么样的条件？就连借家具，党员都比
非党员要多好几件，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同等对待，更何谈其它？
金显成（副总工程师）：院里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比方在北京水电局看丰
满电站的材料，一定要党团员去要才给，这是什么意思？而听报告会，群众就必须
参加，一些高级党员就可以随便不参加，这也不对。救济费多发给老干部，他们薪
水本来就高，怎么还要领救济？
丁子恒（工程师）：内业外业生活太不平均。外业队工程师工作辛苦，待遇又
低，有些内业的人还看不起外业的人，觉得没本事才去外业队，这简直是一种可笑
的想法。叫内业的人到外业工作试试，他根本就担当不起来，而叫外业的人到内业
来，每一样研究都能接着去做。所以，都是工程师，内外应该一致对待。
邱传志（工程师）：同是一个院的人，外勤费也不一样。大门森严，而后门洞
开。认识的人就开得高，不认识的人就压得低，哪有规矩可言？
张云庭（工程师）：我觉得整风计划和动员是脱节的。叫畅所欲言，可是只扯
一些本单位的房子问题救济问题，这算什么整风？应该谈大一点的事。下面我要说
的是，一，科学进军叫得响，执行起来有偏差。科学进军只知道依靠几个党团员，
而没有依靠老工程师。二，工作作风拖拉。长江防洪标准至今未定，总工室没有起
到集体领导作用，各位老总也不统一思想，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总
工程师和专家是什么关系？七个专家七个观点，听谁的？三，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
不明确，对技术太不重视。有人说我们院是一个梁山泊，好汉太多，不能发挥作用。
叫我看我们还不如梁山泊。梁山泊分工好，大家称兄道弟也团结。四，肃反遗留问
题为什么拖到今天也不解决？领导高高在上，你上门去找他他都不理。五，政治学
习过于呆板，枯燥，走形式。这样学，能起到什么作用？徒增反感。六，院里对沿
江各省失去信用，一未完成任务，二未培养人才，这怎么能不使各省失望？七，宗
派主义亟待解决。院里有多少派？内业、外业、上游局、下游局、荆江工程处、党
员团员、技术人员，等等等等。形成这些宗派，院领导有责任。我就讲这些。
邱传志：可用两句话概括：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宗派主义。
皇甫白沙：听了大家发言，我也很受教育。我们的许多工作的确没有做好，正
如邱工所说，官僚主义严重。同时，对知识分子尊重也很不够，过于保护和信任党
员，而忽略了应该一视同仁。今天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正是基于对党的信任，是
希望党能听到大家的声音，以便改正。
八
民主党派的整风活动多是安排在晚上。丁子恒刚加入农工民主党并没多久，是
他的大学同学规划室李琛明死活把他拉进去的。丁子恒几次会开下来，始知开会无
非学习讨论，外加东扯扯西拉拉，无甚意义。他原本对政治呀、党派呀什么的就没
有兴趣，如此见识一番后，更觉索然。于是但逢有会，便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而
这次，丁子恒想了想，觉得事关重大，便去了。
会议开始了好一会儿，林嘉禾才进来，丁子恒忙热情招手示意。两人平常虽然
认识，但也只是点头之交，并无私人往来。发生大毛落水事件后，远在四川的丁子
恒给林嘉禾写了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从情感上，他觉得同林嘉禾之间多了一份亲近。
林嘉禾搬了椅子坐在丁子恒附近。林嘉禾说：“信我收到了，干什么那么客气？”
丁子恒说：“你儿子救了我家大毛一命，哪有不谢之理？”
林嘉禾说：“你和你太太都太客气了。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都别再
提，免得我儿子把一件天然应该做的事情当成自己了不起的事迹，容易令他自骄。”
丁子恒惊异地看了他一眼，想了想，方说：“怪不得你家孩子都教育得那么出
色。”
林嘉禾说：“过奖了。你搞土壤调查去了？情况怎么样？”
丁子恒说：“工作倒好做，只是中科院那些科学家太难打交道。本来同中科院
方面商量好，由我们总院领导，他们那边的王先生和刘先生分别任正副总队长，我
们派技术队长。说定后，就正式宣布了‘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土壤调查总队’成
立，并且正式行文通知了有关单位。可两位科学家不干了，提出抗议，说土壤总队
不应该冠以我们设计总院的名字，这是不尊重科学家的行为，要求我们这边道歉。
扯来扯去，在林院长直接过问下，只好上门道歉、改名，去掉‘规划设计院’五个
字，改为‘长江流域土壤调查总队’。科学家们满意了，可这个总队成了一个超然
机构，不属于任何一家管束了，有事都不知道找谁请示。两个科学家动不动就说，
这个事不该由我们负责吧。我都不晓得下一步再怎么合作。幸亏叫我回来整风。”
林嘉禾说：“中科院那些人，就爱拿大，总以为自己才是科学正宗，其它都是
杂牌军，是乌合之众。我们处也都说他们有沙文主义倾向。”
正说时，主持人李琛明大声道：“谁是沙文主义？林工，有话大声谈出来。”
林嘉禾怔了一下，笑道：“将我军了。好，那我发言吧。”
林嘉禾是安徽人，一口绵软的安徽话，说得如歌如吟。林嘉禾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是统战工作做得不好。共产党发展党员多是青壮年，而民主党派却是老年人为
多。有活动都只见“党工团”，而不见“民主党派”，谈不上长期共存。第二是宗
派主义，将党员非党员两种对待，就连分房子分家具都不能同等待遇，是党员就分
得好，而不是党员就入另册。三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