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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日：比利时城市。瓦隆地区为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
夜晚漫长而单调，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企图自杀。我站在桥上，我得迎击暴风雨。法医急诊也在同一栋楼里，也归我管。来的主要是小偷、犯人，大多是马格里布①人或非洲人。犯人和看守来来往往，使这里活像个监狱。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斯德岛②：圣母院、主宫医院和警察局在这小小狭长地带并排而立，把教士的长袍、医科学生和警棍联系了起来，这悲惨三部曲并没有因游客的无忧无虑而轻快。我不安地等候着陌生人的到来，尤其害怕那些充满进攻性的青少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摇摇摆摆地跌撞进来，好像突然出现在您眼前。我很害怕对那么多症状当场作出诊断，怕夸大小病，淡化大病。尽管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挺威严，但我缺少权威。我很脆弱，或者说很温顺，我从来就没有掌握好过语气。礼貌要求我听病人陈述，迅速检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是留下他们还是把他们转送到别的治疗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间分拣和分发办公室。我必须用一个本子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得像有经验的开业医生那样敏锐，像警方的报告那样无惰。我把五颜六色的小胶囊大把大把地从药柜里掏出来，像分糖一样分发，让他们平静下来。大部分病人身体并不虚弱，而是神经错乱，他们来是想通过诉说和安定药得到安慰。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把他们对我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的悲惨故事甚至使我流泪。有些人自甘堕落，但大部分人来主宫医院是想摆脱自身。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一出狱就重新堕落，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有时，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敌意，一种秘密的要求。有的人随时会掏出他们的那玩艺儿，得命令他们把它放回去。另一些人博得了我的同情：一个名叫安托万的流浪汉，父亲是外省破落的乡绅。他对我诉苦说，他既不爱红酒，也不爱啤酒，是喝茶和吃小糕点长大的。有地位的人嫌他太脏，流浪汉又嫌他太讲究，他觉得自已被别的乞丐抛弃了。
①马格里布：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
②斯德岛；塞纳河中心的小岛，巴黎圣母院和巴黎警察局就设在那里。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