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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
第一章 单调乏味的生活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黄昏时分。由于8月15日三天连假，巴黎几乎荒无人烟。炎热的天气使稀少的行人躲进公园、喷泉或树阴底下。我送费迪南去昂蒂布，刚从里昂站①回来。我下星期得开车去那里接他。我慢慢地开着车，摇下车窗玻璃，兴奋地呼吸着温暖的气息。看着叶子已经发黄的树木，我感到赏心悦目。人行道热得发烫，沥青融化了，黏脚。城市被烤得发烫，散发出赤道般的湿热，洋溢着异国情调。巴黎对我来说，是个充满辉煌和活力的地方，我感到非常激动。但在这个首都，我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一个朝三暮四、谎话连篇的男人，我有时把他一个人撇下，而他则会欺骗我。一想到这，我肚子里就仿佛有把钳子在绞。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我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停在路中呼吸。喇叭声、咒骂声在我身后接连不断。我浑身是汗，左腿一阵痉挛，僵硬得不能动弹。我敢肯定，费迪南会利用哪怕一点点自由去接近和勾引陌生女人。他从来没有提出来要留在我身边，从来没有推迟过行程。我把车停在圣母院广场的停车场上，急匆匆去主宫医院。
①巴黎的四个火车站之一。
医院马上又引起我的恐惧。无论是壮观的大门，还是带法式花园的美丽庭院，都无法消除那无处不在的病态。这宏伟的建筑看起来像兵营和修道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在辉煌的圣母院边上，主宫医院就像一座寒酸的哥特式建筑，如磁铁一样，把所有被社会排斥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要对抗这不幸的地方，必须具有我所不具备的一种活力。我惊恐万状，似乎看到了渗透着痛苦的墙、病人在那儿呻吟的床和外科医生可怕的器械：锯子、钳子、解剖刀——所有那些杀人的刀剪。死神在那儿游荡，因人们想驱逐它而显得更有讥刺意味。它嘲笑那些刀剪的本领，按约定的时间前来一个个地收拾。
为了向您解释我在这期间的虚弱，请这样设想：我不单没有费迪南在身边，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城市中游荡。当整个法国都在欢度假期的时候，这个城市却有大批麻木不仁的外国人、热得发神经病的可怜虫和在太阳底下烤灼的流浪汉。我将独自与那些求诊的灾民呆在一起，他们受到了忧郁与谵妄的攻击。在别人玩的时候工作，在大多数人工作的时候旅行。就因为这种与众不同，我决定留在这里过圣母升天节。我享受这种不合时宜的欢乐，并向亲友炫耀。事实上，我会不顾一切地与别人到沙滩上去。由于缺钱，我自愿在8月15日照看病人。我是住院实习医生，26岁就开始学精神病专业。而且，假期使我感到不安：中断正常的日程宛如挖空时间的内容，使之变成废物。我事先就害怕起这三个不眠之夜来。当城市挤满人群的时候，别人至少可以证明您的存在。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出现，我的家人生活在国外。我将在夏日周末的晚上早早熄灯。
急诊的惟一乐趣，是在医院这个大王国里建立一个小自治国。在那里，您自己当主人，虽然也需汇报，但很间接。至少我将避开重伤者、撕裂的身体、脓和血。我的领域，是精神衰弱，也许很可怕，但很干净，光滑得就像颅中的大脑。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我耳边倾吐他们小小的不幸，而我要装出对此很感兴趣的样子。然而，这种安慰是骗人的：不是我耸人听闻，经过这种安慰，精神病只会变得更严重。我面对着它，就像一个站在悬崖上的散步者。其实，我对医科丝毫不感兴趣：我学了7年，才明白这并不是我走的路。没有任何道路吸引我。我从事这一职业是不是为什么东西赎罪？我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就像事先都安排好似的。
我早就痛恨这种生命，不是因为它有限，而是因为它可以预见。我抓紧口袋里的一本路易丝·拉贝①的诗集和几盒从不离身的巴赫的录音带。在我所工作的医疗中心，人们把我叫做“随身听”，我走路时耳朵里总塞着小耳塞。在诊所或门诊室听让…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在世界与个人之间插入一个绝妙的盾牌，是从天堂高处看地狱。我放着音乐，某种神圣的东西吸引着我。巴赫是惟一认真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这话是谁说的？
①路易丝·拉贝（1524…1566）：法国著名女诗人。
我被介绍给各位同事，我将与他们一同承担照看任务：一个脸颊又红又圆像个小男孩似的心脏病科医生，一个妆化得很重的红发女麻醉师，一个又高又瘦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秃顶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童男一样的指导神甫，他似乎老是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从不喜欢这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竞争和面对病人的优势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当医生不是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是为了完全合法地虐待病人，因其体质衰弱而惩罚他们。守护室的气氛、某些医生因死神临近而产生的淫乱使我大惊失色。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度假回来的女护士们放荡的秘密，也不想知道利用夜晚在此进行的愚蠢的阴谋。这些人我早就看不起他们，怕他们以为我无能。蔑视是因为担心不如别人，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将一连三晚连续体验一种问样的烦恼：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产生的不光彩的烦恼。我完全上了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当。我想把我的人际关系减到最低程度，愿人们给我以宁静，让我的生活能在这普遍淫荡的环境中像个平静的港湾。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例外：由于缺东缺西，工作无法开展。房子在修，我不能住在指定给住院实习医生住的那一层。根据规章，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当护士。我刚开始写一篇精神病方面的论文。由于行政部门的差错，我被安排在大楼的另一侧，在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洗手间、一面镜子、一个用挂锁锁着的壁橱和一张破扶手椅。一个小孔朝着圣母院的塔楼。几只惊慌的鸽子在小房间上方的檐口“咕咕”地叫着。我照着镜子换衣，凝视着自己宽大的肩膀。费迪南喜欢咬我的肩膀，我的大腿强壮有力，小小的乳房哪怕在例假期间也鼓不起来，棕褐色的皮肤多少有点深，扁平的肚子永远不会怀孕，因为我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生不了孩子。
我父亲是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人，母亲是列日的瓦隆人①。正如费迪南所说，我是热土的混合物，是一棵汲取地中海两岸力量的植物。我好像并不能缺乏魅力，但天天痛苦，美又有什么用呢？在镜子里，别人对我评头品足，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及不及格。这一切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注重仪表，做体操，饮食要求很严，皮肤还是松弛了，肌肉下塌。颧骨突出、瘦骨嶙峋使我变成了另一副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