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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
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
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
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
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
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
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
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
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
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
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
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
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
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
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
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
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
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
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
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
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
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
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
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
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
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
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
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
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
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
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
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
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
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
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
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
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
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
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
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
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
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operations）。过去的历
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
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
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
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
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
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
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
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
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
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
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
机。
中国大历史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
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
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
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
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
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
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
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
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
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
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
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
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
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
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
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
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
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
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
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
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
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
—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
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
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
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760年前后，即可能受
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
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
368，668人